廖中山
我叫廖中山，家住新店，目前在基隆海洋大學海運學院航海技術系教書，為響應呂秀蓮女士舉辦的「一九九一我愛台灣年」活動，我願意將個人經歷和在意識形態上的轉變過程及一些雜感，做為思考台灣問題時的採樣樣品。
首先由我的身世談起， 1934 年陰曆 6 月 19 日，我出生在河南南部小村子，抗戰勝利時，我真正的教育程度還不如現在的國小學生， 12 歲離家在江南流浪，隨後參加海軍陸戰隊，在 1950 年元月轉到台灣。 1959 年調入陸戰隊黨務單位，從事文書工作， 1955 年考海軍官校， 1959 年 12 月畢業，畢業前生肝病，所以畢業後沒有上船，留在官校做助教，隨後考海軍專科學校，讀一年後，肝病又犯，住了兩年的療養院，在 1963 年 7 月奉命退役，官階是海軍中尉。
退役後在屏東教書，並結了婚，教書 4 年後因生活上的需要，參加了航海人員上船人員的考試，在 1967 年開始了跑船生涯，至 1973 年放棄生活不安定的海上工作，到高雄海專教書，因為在校期間對航海學有興趣，在 1974 年以《實用航海天文學》處女作，通過講師資格的審核。 1977 年升副教授。 1980 年將出過的四本有關電子航海的書，整合成一本「電子航海學」完整的電子航海體系的教材，順利通過教授資格，再調任航海科主任。 1982 年學年度調海洋學院教書， 1983 年將家從高雄搬到台北，這是我整個求學、工作直到生活安定的過程。
我個人在意識形態上的成長，約可分為四期：
第一期從 1949 年到 1957 年，是幼稚期。在這段當兵入黨的日子中，我將自己定位成類似紅衛兵的類型，自己稱自己是「藍衛兵」。在意識形態上由一片白紙染成極端的忠黨愛國、效忠領袖的類型。思想完全是宜線式的，在部隊中辦黨務，官校同學視我為黨棍子，是危險人物。
第二期則從 1957 年到 1973 年，我稱之為懷疑期。這是從官校二年級開始，對以前立的理開始懷疑，起因是為了一位由越南來的同學在生了眼疾之後，轉學到台大去，沒有像別的同學一樣回到部隊，當時自己認為不公平，也很憤怒。對聽到的信念開始懷疑，但還沒有失望，隨後在軍隊中到處放砲，畢業時得到「心胸狹窄、言論偏激」的評語。在跑船時，又因沒有時間做自我人格的教育，對一切事物都感到相當悲觀，且有很深的感觸。
第三期從 1973 年到 1983 年，我自稱為轉型期。是意識形態上的轉變，這是在生活安定下來後，自我反省，對於自己所受的革命教育及對任何事都是標準答案，對人性尊嚴和民族意識毫無所知的情況，感到相當幼稚，於是開始在休閒時間讀一些書籍刊物。看的範圍很廣，從武俠、科幻到雜文都看，最早看柏楊的文章，從柏楊、孫觀漢等的文章，讓我懂得如何去思考問題，對同一件事情，從不同的角度去思索。隨之看李敖的文章，使我對中國國民黨史有深入的了解。推翻自己以前建立的體系，對一些黨國元老、民族救星的看法，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從極端崇拜到極端厭惡，甚至到仇恨的階段，這是我所謂意識型態的轉變期。
第四期 1987 年至今，是我的自立期。就是自己能夠站起來，自己獨立思考，我到英國讀一年書，出國前接觸到鄭南榕先生辦的時代雜誌，除了出國的那段時間，可以說是從第一期到結束每期都看，然後思考，我對台灣開始關心，就是從鄭南榕的雜誌裡面的報導啟發，在意識形態上，從大中國的、故鄉的情感，轉而寄託到這塊土地和所有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人，對這塊土地的認同，就是從 1987 年以後，建立了自己獨立思考後才有的認知。
最後一部份我所要談的，是我對如何愛台灣的一些思考。
第一點是我對愛的體認。記得曾在孫漢觀書中看到兩句話：「有心的地方必有愛，有愛的地方必有美。」對於第一句話我很能夠理解，就是說一個人處處留心，把心放在某個人、事、地、物上，自然會產生愛。但對於第二句話，當時的我無法理解，在我膚淺的想法中，真心誠意愛某件事，不慬不美，而且相當痛苦。但從近年來台灣所發生的一些事情，我像霧裡看花般，慢慢地體會到這句話的真義。以鄭南榕先生為例，鄭先生在他女兒鄭竹梅出生時，他用一整天的時間思考，面對當前台灣日益惡化的人文、自然環境，身為上一代的人，有絕對的義務為下一代創造最好的生存環境。但在千頭萬緒中，他認為應先從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做起；所以，他僅僅為了實踐這個理想，選擇了死亡。看似非常殘酷但我好像能夠體會他心中的愛與美，然而這種美或是淒慘的、旁人無法做到的，愛不是浪漫的，真實的愛是經過極端的痛苦、極端的艱苦磨練出來的，像施明德、黃華、林義雄、鄭南榕等人的際遇，可感受到「有愛的地方必有美」，愛必須從真心關懷開始。在中國幾千年打打殺殺中，我體會不出像這樣沒有階級性、真誠對待愛，因此，我覺得在台灣有這麼自美的榜樣是件很可喜的現象。
第二點是我對家的追尋。我是一個自幼離家流浪的人，在成長過程中，特別望有個家。而我的妻子出生於高雄，是二二八事件的受難家屬，在她 14 個月大時，父親代表高雄市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與要塞司令部談判， 5 個進去的人，只有 2 個出來。她父親被害時，只留下她和比她大 2 歲的姊姊；在經過八年孤兒寡母的艱苦日子後，她的母親自殺身亡，當時她才九歲。因此，內人可說是個無父無母的孤兒，我比她稍幸運，我是個有父母有母的孤兒，因此，我倆都期望有個家，對我們而言，家不只是個地方，還必須有情、有愛。去年暑假我倆去探望一位好友當兵的兒子，由於我這位朋友夫妻感情不好，這個孩子看到我時，曾感慨地告訴我，他在軍中想家，放假回家時也在想家，面對家園的體認，竟教人很徬徨。前些日子看到一則消息：陳若曦之子在美宣誓，要去波斯灣打仗。一個中國人宣誓為另一個國家效忠，那國究竟在哪裡？去年我回大陸老家一趟，卻感受不到 40 年來朝思暮想的家的感覺。多少年來對台灣，我自認無法成為內人，在外省人的圈子中，我因為沒有身世背景，感受不到平等的親情關懷，自覺像個外人，但在本省人的圈子中，又因省籍的隔閡，而感受自己是個外人，究竟如何使自己成為內人，幾乎是我一直在思考的問題。
第三點是我們打算怎樣去愛台灣。這應分二個部份來說。首先我覺得要設法拆去自己心中的柏林圍牆，所謂內人、外人都在自己一念之間，如果我自己認定自己是台灣人，我就努力去做個台灣人。同理，目前有些人自認是中國人，我們尊重他的意願，但要做個中國人應要到中國去做。要移民出國，我們也同樣尊重祝福。當然還要牽涉到敏感的台獨問題，但一個人愛鄉土，並不涉及政治問題，而是做人起碼的條件。在我的觀念中，現階段我先愛台灣，在 57 年的生命中，有 42 年在此度過，我應自認是台灣人，不管周圍是否接受，也不管別人會不會排擠，我從 1987 年開始真誠的要做一個台灣人。
其次，是目前台灣人際關係應如何建立。一般人所謂禮讓、寬容等說法，說來容易，做起來很困難，在中國老家時，二哥談到一句家鄉的俗話：「若要公道，先要顛倒。」也就是說凡事先要替別人想想，以省藉情結為例，不可否認外省人在工作上有排斥的現象，但反過來說，任何人做老闆，必是先用自己人，再考慮用外來人，何況 40 年來，台灣整個政經的支配權都掌握在外省人手中，而從二二八延續下來的，是多年的白色怨情，絕大部份民眾看到的，是一種利奪和迫害，因此所有的外省人若站在這個角度想想，就可以理解為何台灣人有些偏激的心態。我們再從另一個角度看，台灣有 1/5 的人口籍貫是外省人，而這些人有 95% 和本省人一樣要盡服兵役、納稅的義務，只有 5% 的外省人享有特權。而外省人在此不僅未受到特別照顧，在遭受懷疑時，境遇較本省人更為淒涼，白色恐怖 40 年中，外省人受迫害、被屠殺、無端失蹤的例子亦無可計數。本省人受迫害，尚有親友相助，外省人受迫害，則無地申訴。本省人應該站在外省人的立場想想，才能夠慢慢地修正自己的心態，互相尊重。當然，愛台灣有可能遭迫害，愛中國卻會成為英雄人物，但各人有各人的原則，愛中國就應該將根移去中國，在中國完成統一後，再回來造福台灣。身在台灣，就應腳踏實地地付出對這片鄉土的愛。
第三，要愛台灣就要認識台灣。現在的台灣人不了解台灣的歷史、地理、山川、河流，甚至台灣整個文化的演變，特別是風土民情方面，認識非常有限。以語言來說，一般人認為台灣話是屬於低階層的用語，但我去聽李鴻禧談台語之美，以及聽呂秀蓮解說台灣民謠時，感受到那種比中華民族漢文化更為古典的文化。因此，要愛台灣，就要先認識它，再慢慢產生愛慕，就像人與人之間產生的感情一樣。如果有愛，即使缺點也能成為優點，也能是一種美，但先決條件是先要認同，才能夠徹底認識了解。
第四點，是應該建立台灣新的文化，不可否認的，除原住民外，所有台灣人都是漢民族的後裔。然而，就文化層次而言，我覺得台灣正走向自己的文化，從漢文化轉成新文化。就像鄭南榕、林義雄這類的犧牲，及許多留學國外的高階知識份子，放棄較優越的生存權利，而選擇回來愛台灣，還這正是一種新文化的形成，這種對生命價值觀的改變，為了愛台灣，寧可忍受比死還要痛苦的自尊上的迫害，這種對追求自尊的美感，就是新文化的形成。這種新文化，是從大陸文化那種具擴性排他性的心態，慢慢轉向海洋文化，產生尊重、包容性特強的心態，這是非常可喜、可愛的趨勢。
最後，我們必須了解的是，愛並不是一種浪漫，尤其對台灣的愛，在現階段只是有相當的危險性。這種危險性，輕則在團體中受排擠，嚴重點會失去工作，最嚴重的狀況是要付出生命，付出人性的尊嚴。因此要愛台灣必須有相當的心理準備，要明白這份愛可能要有某種程度的付出。以我個人為例，我希望能在 65 歲平平安安的退休，但若因對台灣的愛，使我無法達成這個願望，我也就認了，因為沒有這樣的心理準備，很難說我愛台灣了。
(原載於 1991/2/13 自由時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