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麗的國名「台灣」

在飛往紐約的班機上,空服員要我們重新填寫入境申報單,並囑咐國家欄部份將原先的「 Taiwan, ROC 」中的「 ROC 」拿掉。個人直覺的認為旅行社怎那麼糊塗,難道經驗不足?故向空服員說聲對不起。然旁座的一位陌生朋友卻滿心憤慨的直呼沒道理。

國內可收視的數十個電視頻道中,似乎只有那長老級的三台仍然固守「中華民國」,其他的國內外媒體幾乎都以「台灣」做為本國的稱呼。

陪同自己子女做課業輔導時,面臨了「考試成績」與「實際生活」的兩難局面。我們承認自己已經是局勢擺盪下的犧牲者,難道還要讓下一代接受相同的痛苦嗎?為何我國的教育主管如此高見,說:「教育改革是漸進的 …… 我們要立足台灣,胸懷大陸,放眼天下 …… 我們可以增添認識台灣的教材 …… 我們要加強鄉土教材 …… 」。唉!這樣的部長真是國家進步的大絆腳。試問,該改該革的如果不放手去做,哪是改革呀?我們的教育主軸竟然是把「心放在遙遠的中國」,而不是自己生長的母地;把「台灣」認識認識就夠了;更奇怪的是將「國家學問」當成「鄉土教材」。李登輝先生,您以選「台灣總統」為訴求,獲得了台灣人民的強烈支持。請您趕緊告訴我們,究竟要如何讓我們的子女真正認識自己的國家?進而疼惜可愛的「台灣」?我們不願意見到子孫們對自己國家沒有感情,任由外找「歸屬」。

幾天前,逛到紐約大都會博物館,親眼目睹一幅幅熟悉的古老西方畫作真跡,震撼莫名。無意間發現一館,非常的「東方」,本以為是「中國」骨董展覽。看個仔細,就在旁邊的一小塊說明牌上,赫然發現竟是「來自台北」。這才恍然大悟,原來博物館門口上方所高懸一巨幅紅布就是此展覽的宣傳,紅布上印著粉紅色「中華瑰寶」四大字,疊上黃字「 Splendors of Imperial China 」。繞了半個地球,能夠與遠離家鄉的寶物相遇,為何是「氣憤」的?而非「感動」的?若此批文物不是在台北扯出大新聞,我還真無法聯想到這是自己的東西。為何千辛萬苦才得以走出國門的寶物,讓人無法意識到這是台灣的?反而讓人覺得「為 × 宣傳」,經探詢才知這叫「低調處理」。既然無法為台灣做正面宣傳,乾脆就不要讓寶物出國嘛。

「台灣」兩個字真的那麼窩囊?這麼美麗的名字,為何不願意端上台面?從教育、外交甚至立國,為何一直逃避舉世所認識的「台灣」?每年那麼多人出國,碰到外人詢及,有些自稱是「台灣人」,有些則說「來自中國」。為何如此錯亂?這個「主權獨立」的國家究竟是怎麼了?遠方國家發電祝賀台灣成功選出總統,多麼珍貴的國際友誼呀,我們硬是把電文退回,要求抹掉「台灣」兩字,令國民扼腕頓足,真是「誤國」到極點。

「模糊中國」這是誰想出來的詞?經過人民選票檢驗的執政當局,為何一直不能面對國人,展現建國的決心呢?口口聲聲講求「國際現實」,而我們所體驗的國際現實為「台灣是台灣,中國是中國」,台灣與中國在國際間是清清楚楚的,我們不容許他人對我國「模糊」。假如台灣與中國真的被模糊掉的話,將會使台灣陷入歷史悲劇。如此嚴重的官員失言,若被當成是當局的看法,那將使我們對這樣的政府絕望。

在此敬告即將就職的李總統,您可知道您背負了多少台灣人的期望?請您立刻要求那些「誤國」的官員們向全國人民道歉,重新釐清您在台灣人民心中的定位,徹底整頓國家系統,讓不適任的官員即刻下台,啟用清新活潑「頭腦清晰」的人士,才能讓國家應付「瞬息萬變」的國際情勢。好不容易台灣人民剛剛脫離了數十年的「白色恐怖」,在此歷史性的一刻,您的決定,您的魄力是台灣前途的轉捩點,請您帶領台灣人民走出「紅色恐怖」。請您正告全世界,我們要用屬於自己的名字「台灣」,參與國際事務,表達願意與中國建立友好關係,不讓期待中的國際友人對台灣失望。

(本文刊載於自由時報 1996/5/5 第 7 頁)

Lim Bun-hoa (林文華) 1996/5/5

我的國家是什麼?

求學時期,我曾經厭惡過「共匪」,因為他們竊據我國的大好河山,視人民為奴隸並當成耕種的牛、搬重物的馬;書中讀到我國的形狀就像一葉美麗的秋海棠。而我也認識了自己的國家叫做「中華民國」,不只是有五千年的悠久歷史,更有個偉大的「民族救星」將領導我們反攻大陸,還有個愛民的國民黨「助民割稻」。不過,我一直弄不清「黨」和「國」有什麼分別。

曾幾何時,侵佔國土的匪幹變成了國際舞台的座上賓,還知道有個國家叫做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國人口中的「中國」為何已經不是我們了呢?「中華民國」跑到哪裡去了呢?

經過幾年的錯亂與不適應,赫然發現「中華民國在台灣」。台灣?這個名字什麼時候變得這麼重要了?弄來弄去好像海峽兩岸是兩個不同的國家耶。漸漸的,我開始自問:什麼是「我國」?我的國家是什麼?這個問題為何那麼難以回答?

有人說我們是「中國民國」,而且是正統的,並不時高喊「我是中國人」,他們認為領土還是那麼大。奇怪的是,統治對岸的「敵人」好像是他們的兄弟,血濃於「那邊」的水。當然對於「中國」人民的關心度遠遠超過這邊,好像他們是暫時住在台灣似的,不論是第幾代。

「中華民國在台灣」是個國名嗎?不,發明者說我們的國名仍是「中華民國」,這就是我們的執政當局啦。國民黨為了維護這塊在風中搖曳的老招牌,真是費盡苦心,並且發明了下聯:「中國非中共」。可是他們的聖經裡寫著台灣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台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問題。結果,此信條成為「中國」侵犯台灣所持有的唯一正當理由;政府口口聲聲說我們要走入國際舞台,卻扛著重重的絆腳石;與他國的建交,花下天文數字般的成本,卻效益不彰,友邦們不是在國際間說話存保留,就是說話無份量。對內,似乎此「信條」是政權的骨架,不管信條對台灣的危害有多大,好像拿掉它的話,政府就會垮台似的。殊不知目前的台灣社會,已經被中國的飛彈所打醒,越來越多人認識到「我不是中國人」,以中國人為恥。

「獨立建國」的政策似乎完全不被執政當局青睞,但卻未被台灣人民所忽視,因為太多「反獨論調」在不知不覺中被戳破了。如當局告訴我們,如果獨立了,目前所建交的國家將會失去。試問,已經願意與一個「虛幻」國家建立關係,又為何會不支持台灣人民所建立的「實在」國家?況且獨立後,外交門戶大開,當然只會讓建交業績大幅成長。以前不願意支持台獨運動者多半是害怕「中國」的武力攻台,但是台灣人民已經深知不能長期忍受「中國」的「內政騷擾」,唯一的解決之道就是讓台灣成為國際間「完整」的國格,往後任何的騷擾就循國際途徑處理,當然「中國」無法以內政為由一意孤行,否則就與國際社會為敵,並付出慘痛代價。相對的,「中國」為了提昇國際地位與維護自身利益,還必須主動與台灣建立友好關係。

既然「中華民國」是國家前途的大包袱,換個招牌又何妨?其實換個招牌不是重點,重點在於強化「主權」獨立國家的基本要素,即明確宣示我國領土包括台澎金馬及附屬島嶼,完全否定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如此才能為台灣打出一條生路。台灣沒有必要背負「中國」一頁一頁血腥的歷史,台灣更不用為「中國」的野蠻行為背書。我們願以「台灣人」為榮,昂首闊步的參與國際空間,讓「台灣民族」成為國際間最為尊重疼惜的民族,拒絕讓我們的子孫成為他國的奴役。

(本文原刊載於 1996/3/19 自由時報第 7 頁)

Lim Bun-hoa (林文華) 1996/3/19

飛彈打出台灣「定位」

「中國」連日來對台灣的軍事威嚇,其用意如何?在台灣內部當然會有諸多的揣測與解讀。由於台灣已經是個多元化社會,聲音與觀點自然就活潑許多了。

「必統人士」給人一般的印象是「根深蒂固的大中國」,在他們的眼裡似乎看不出他我的分野與兩個社會的差異,「中國」犯下千萬個「錯」都是可以不在乎的。有個較為奇特的現象,此派人士常常扮演「中國通」的角色,好像關於那邊的事情他們都懂、都知道。與人爭辯的時候,最喜歡引用「中國」的論述,不論內容究竟是「中國」內部真正的意思還是「故意說給台灣聽的」,當然說話的時候也常常不看場合、不計後果,讓人感覺他們好像在台灣社會中,存在著立足的危機。

「可統人士」好像較為投機,感覺上像個從商者,一切講求利益,不論是真的利益還是「不得已的牽制」都可以納入自己的政策,他們口中的「國家」虛虛幻幻。對於「中國」的一切,好像一直都是用「猜」的,不論猜得對不對,都能夠說得像是一回事。甚至自己也喜歡說些「新詞」讓人猜來猜去。此派人士還有一特點就是「見人說人話,見 …… 」,好似飯能吃一天就算一天。

「可獨人士」的看法大多較能明確闡述台灣未來應走的方向,並努力向國人說服「獨立論」對台灣未來安全保障所扮演的積極功能,而較不願意花太多的思考在「中國」身上胡亂猜測。可是他們的市場剛剛打開,人民對此派人士的信任態度還不夠積極,因此「陣腳稍亂」。

「必獨人士」讓人感到台灣的香火就在他們的身上,此派人士的支持者雖然未達呼風喚雨的規模,但經長年的考驗,對於社會的影響力仍然穩固並發展中。

「閉塞人士」是長期威權統治下的後遺族群,他們甚至不知道什麼是「國家」,只知道「頭殼犁犁」的過日子,唯一知道的一件事就是有了錢就換個環境住;當然沒錢就過個「好好人」的生活。此族群好似驚弓之鳥,不知不覺中影響自己子女的行為,對社會的關心度甚低。

當然台灣社會並不只有上述五元人士,但就目前面對「中國」口中的例行性演習來說,各派人士的支持者正快速消長與重整中,因為「中國」的飛彈、火炮已經看不出是針對國內的哪個論調而發,「中國」的恐怖行為已經是「與全台灣人民為敵」了。用最笨的膝蓋來觀察也知道,封建極權社會下的「中國」,其政治智慧真是愚蠢。以為讓李登輝先生落選,台灣就屈服了,真是幼稚到了極點,「中國」真是不懂得什麼叫做民主,以為人民是服從於總統,人民以總統是瞻。

事實上,台灣的未來完全操之於全民之手,總統只不過是個代表人而已,整個國家是由全台灣人民所領導的。因此,將來台灣是誰當總統,其實影響不大,至於媒體誘導的焦點「李登輝先生得票高低」,個人看來根本一點都不具意義,故「中國」對台武力侵犯的動作,不是在打擊任何一位總統候選人或政黨,此歷史性行為已經在台灣人的心中留下一道深深的烙痕了。

對台灣來說,是危機也是轉機,台灣人絕對不容許「中國」「例行性」的侵犯,台灣人必須重新為自己尋找「定位」,台灣人民已經不能忍受生活在只有民主,卻沒有自由的空間中。將來台灣的走向將是一步比一步更穩健、更大伐的邁進,任何的武力威脅與打壓都無法影響了。反觀「中國」,只有氣餒、頓足乃至拉攏的看著事態發展,嚐盡「無力感」的滋味,甚至到最後能夠保持「中國」不出現「政治危機」就已經是萬幸了。

(原文刊載於 1996/3/12 自由時報第 7 頁)

Lim Bun-hoa (林文華) 1996/3/12

有愛的地方必有美

廖中山

我叫廖中山,家住新店,目前在基隆海洋大學海運學院航海技術系教書,為響應呂秀蓮女士舉辦的「一九九一我愛台灣年」活動,我願意將個人經歷和在意識形態上的轉變過程及一些雜感,做為思考台灣問題時的採樣樣品。

首先由我的身世談起, 1934 年陰曆 6 月 19 日,我出生在河南南部小村子,抗戰勝利時,我真正的教育程度還不如現在的國小學生, 12 歲離家在江南流浪,隨後參加海軍陸戰隊,在 1950 年元月轉到台灣。 1959 年調入陸戰隊黨務單位,從事文書工作, 1955 年考海軍官校, 1959 年 12 月畢業,畢業前生肝病,所以畢業後沒有上船,留在官校做助教,隨後考海軍專科學校,讀一年後,肝病又犯,住了兩年的療養院,在 1963 年 7 月奉命退役,官階是海軍中尉。

退役後在屏東教書,並結了婚,教書 4 年後因生活上的需要,參加了航海人員上船人員的考試,在 1967 年開始了跑船生涯,至 1973 年放棄生活不安定的海上工作,到高雄海專教書,因為在校期間對航海學有興趣,在 1974 年以《實用航海天文學》處女作,通過講師資格的審核。 1977 年升副教授。 1980 年將出過的四本有關電子航海的書,整合成一本「電子航海學」完整的電子航海體系的教材,順利通過教授資格,再調任航海科主任。 1982 年學年度調海洋學院教書, 1983 年將家從高雄搬到台北,這是我整個求學、工作直到生活安定的過程。

我個人在意識形態上的成長,約可分為四期:

第一期從 1949 年到 1957 年,是幼稚期。在這段當兵入黨的日子中,我將自己定位成類似紅衛兵的類型,自己稱自己是「藍衛兵」。在意識形態上由一片白紙染成極端的忠黨愛國、效忠領袖的類型。思想完全是宜線式的,在部隊中辦黨務,官校同學視我為黨棍子,是危險人物。

第二期則從 1957 年到 1973 年,我稱之為懷疑期。這是從官校二年級開始,對以前立的理開始懷疑,起因是為了一位由越南來的同學在生了眼疾之後,轉學到台大去,沒有像別的同學一樣回到部隊,當時自己認為不公平,也很憤怒。對聽到的信念開始懷疑,但還沒有失望,隨後在軍隊中到處放砲,畢業時得到「心胸狹窄、言論偏激」的評語。在跑船時,又因沒有時間做自我人格的教育,對一切事物都感到相當悲觀,且有很深的感觸。

第三期從 1973 年到 1983 年,我自稱為轉型期。是意識形態上的轉變,這是在生活安定下來後,自我反省,對於自己所受的革命教育及對任何事都是標準答案,對人性尊嚴和民族意識毫無所知的情況,感到相當幼稚,於是開始在休閒時間讀一些書籍刊物。看的範圍很廣,從武俠、科幻到雜文都看,最早看柏楊的文章,從柏楊、孫觀漢等的文章,讓我懂得如何去思考問題,對同一件事情,從不同的角度去思索。隨之看李敖的文章,使我對中國國民黨史有深入的了解。推翻自己以前建立的體系,對一些黨國元老、民族救星的看法,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從極端崇拜到極端厭惡,甚至到仇恨的階段,這是我所謂意識型態的轉變期。

第四期 1987 年至今,是我的自立期。就是自己能夠站起來,自己獨立思考,我到英國讀一年書,出國前接觸到鄭南榕先生辦的時代雜誌,除了出國的那段時間,可以說是從第一期到結束每期都看,然後思考,我對台灣開始關心,就是從鄭南榕的雜誌裡面的報導啟發,在意識形態上,從大中國的、故鄉的情感,轉而寄託到這塊土地和所有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人,對這塊土地的認同,就是從 1987 年以後,建立了自己獨立思考後才有的認知。

最後一部份我所要談的,是我對如何愛台灣的一些思考。

第一點是我對愛的體認。記得曾在孫漢觀書中看到兩句話:「有心的地方必有愛,有愛的地方必有美。」對於第一句話我很能夠理解,就是說一個人處處留心,把心放在某個人、事、地、物上,自然會產生愛。但對於第二句話,當時的我無法理解,在我膚淺的想法中,真心誠意愛某件事,不慬不美,而且相當痛苦。但從近年來台灣所發生的一些事情,我像霧裡看花般,慢慢地體會到這句話的真義。以鄭南榕先生為例,鄭先生在他女兒鄭竹梅出生時,他用一整天的時間思考,面對當前台灣日益惡化的人文、自然環境,身為上一代的人,有絕對的義務為下一代創造最好的生存環境。但在千頭萬緒中,他認為應先從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做起;所以,他僅僅為了實踐這個理想,選擇了死亡。看似非常殘酷但我好像能夠體會他心中的愛與美,然而這種美或是淒慘的、旁人無法做到的,愛不是浪漫的,真實的愛是經過極端的痛苦、極端的艱苦磨練出來的,像施明德、黃華、林義雄、鄭南榕等人的際遇,可感受到「有愛的地方必有美」,愛必須從真心關懷開始。在中國幾千年打打殺殺中,我體會不出像這樣沒有階級性、真誠對待愛,因此,我覺得在台灣有這麼自美的榜樣是件很可喜的現象。

第二點是我對家的追尋。我是一個自幼離家流浪的人,在成長過程中,特別望有個家。而我的妻子出生於高雄,是二二八事件的受難家屬,在她 14 個月大時,父親代表高雄市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與要塞司令部談判, 5 個進去的人,只有 2 個出來。她父親被害時,只留下她和比她大 2 歲的姊姊;在經過八年孤兒寡母的艱苦日子後,她的母親自殺身亡,當時她才九歲。因此,內人可說是個無父無母的孤兒,我比她稍幸運,我是個有父母有母的孤兒,因此,我倆都期望有個家,對我們而言,家不只是個地方,還必須有情、有愛。去年暑假我倆去探望一位好友當兵的兒子,由於我這位朋友夫妻感情不好,這個孩子看到我時,曾感慨地告訴我,他在軍中想家,放假回家時也在想家,面對家園的體認,竟教人很徬徨。前些日子看到一則消息:陳若曦之子在美宣誓,要去波斯灣打仗。一個中國人宣誓為另一個國家效忠,那國究竟在哪裡?去年我回大陸老家一趟,卻感受不到 40 年來朝思暮想的家的感覺。多少年來對台灣,我自認無法成為內人,在外省人的圈子中,我因為沒有身世背景,感受不到平等的親情關懷,自覺像個外人,但在本省人的圈子中,又因省籍的隔閡,而感受自己是個外人,究竟如何使自己成為內人,幾乎是我一直在思考的問題。

第三點是我們打算怎樣去愛台灣。這應分二個部份來說。首先我覺得要設法拆去自己心中的柏林圍牆,所謂內人、外人都在自己一念之間,如果我自己認定自己是台灣人,我就努力去做個台灣人。同理,目前有些人自認是中國人,我們尊重他的意願,但要做個中國人應要到中國去做。要移民出國,我們也同樣尊重祝福。當然還要牽涉到敏感的台獨問題,但一個人愛鄉土,並不涉及政治問題,而是做人起碼的條件。在我的觀念中,現階段我先愛台灣,在 57 年的生命中,有 42 年在此度過,我應自認是台灣人,不管周圍是否接受,也不管別人會不會排擠,我從 1987 年開始真誠的要做一個台灣人。

其次,是目前台灣人際關係應如何建立。一般人所謂禮讓、寬容等說法,說來容易,做起來很困難,在中國老家時,二哥談到一句家鄉的俗話:「若要公道,先要顛倒。」也就是說凡事先要替別人想想,以省藉情結為例,不可否認外省人在工作上有排斥的現象,但反過來說,任何人做老闆,必是先用自己人,再考慮用外來人,何況 40 年來,台灣整個政經的支配權都掌握在外省人手中,而從二二八延續下來的,是多年的白色怨情,絕大部份民眾看到的,是一種利奪和迫害,因此所有的外省人若站在這個角度想想,就可以理解為何台灣人有些偏激的心態。我們再從另一個角度看,台灣有 1/5 的人口籍貫是外省人,而這些人有 95% 和本省人一樣要盡服兵役、納稅的義務,只有 5% 的外省人享有特權。而外省人在此不僅未受到特別照顧,在遭受懷疑時,境遇較本省人更為淒涼,白色恐怖 40 年中,外省人受迫害、被屠殺、無端失蹤的例子亦無可計數。本省人受迫害,尚有親友相助,外省人受迫害,則無地申訴。本省人應該站在外省人的立場想想,才能夠慢慢地修正自己的心態,互相尊重。當然,愛台灣有可能遭迫害,愛中國卻會成為英雄人物,但各人有各人的原則,愛中國就應該將根移去中國,在中國完成統一後,再回來造福台灣。身在台灣,就應腳踏實地地付出對這片鄉土的愛。

第三,要愛台灣就要認識台灣。現在的台灣人不了解台灣的歷史、地理、山川、河流,甚至台灣整個文化的演變,特別是風土民情方面,認識非常有限。以語言來說,一般人認為台灣話是屬於低階層的用語,但我去聽李鴻禧談台語之美,以及聽呂秀蓮解說台灣民謠時,感受到那種比中華民族漢文化更為古典的文化。因此,要愛台灣,就要先認識它,再慢慢產生愛慕,就像人與人之間產生的感情一樣。如果有愛,即使缺點也能成為優點,也能是一種美,但先決條件是先要認同,才能夠徹底認識了解。

第四點,是應該建立台灣新的文化,不可否認的,除原住民外,所有台灣人都是漢民族的後裔。然而,就文化層次而言,我覺得台灣正走向自己的文化,從漢文化轉成新文化。就像鄭南榕、林義雄這類的犧牲,及許多留學國外的高階知識份子,放棄較優越的生存權利,而選擇回來愛台灣,還這正是一種新文化的形成,這種對生命價值觀的改變,為了愛台灣,寧可忍受比死還要痛苦的自尊上的迫害,這種對追求自尊的美感,就是新文化的形成。這種新文化,是從大陸文化那種具擴性排他性的心態,慢慢轉向海洋文化,產生尊重、包容性特強的心態,這是非常可喜、可愛的趨勢。

最後,我們必須了解的是,愛並不是一種浪漫,尤其對台灣的愛,在現階段只是有相當的危險性。這種危險性,輕則在團體中受排擠,嚴重點會失去工作,最嚴重的狀況是要付出生命,付出人性的尊嚴。因此要愛台灣必須有相當的心理準備,要明白這份愛可能要有某種程度的付出。以我個人為例,我希望能在 65 歲平平安安的退休,但若因對台灣的愛,使我無法達成這個願望,我也就認了,因為沒有這樣的心理準備,很難說我愛台灣了。

(原載於 1991/2/13 自由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