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籤: 獨立運動

Khiago (企鵝先生)

馬紮爾 (Magyar) 游牧民族的 7 個部落在公元 896 年自中亞烏拉山脈 (Ural Mts.) 西征佔領了今日之匈牙利平原而創建了匈牙利帝國。

到第 14 世紀初，由於其皇族缺乏男性子嗣繼承人，致使公主外嫁他國而引進包括法國與波蘭等他國的統治。繼之，回教土耳其鄂圖曼 (Ottoman) 帝國的入侵佔領了匈牙利的東部與中部地區 146 年 (1541-1686 年) ，其西部地區則由奧地利之「哈布斯堡 (Habsburg) 王朝」統治；鄂圖曼帝國撤走之後，整個匈牙利即歸於哈布斯堡王朝之下。

匈牙利的歷史上有 3 次的獨立運動：

1. 第 1 次獨立運動
   在 1703 ~ 11 年間，由其鄰近奧地利之 Transylvania 地區的 Ferenc Rakoczi 王子所率領反抗哈布斯堡王朝的統治。
2. 第 2 次獨立運動
   由於法國大革命之風潮加上匈牙利詩人 Sandor Petofi 首度發表其國歌，致使在 1848 ~ 49 年間，由當時哈布斯堡王朝所扶植的總理 Lajos Batthyany 與政府成員 Lajos Kossuth 等人所率領反抗哈布斯堡王朝統治的革命運動，由於所聘之俄羅斯的軍援，後包括 Batthyany 等 13 位官員被處決而以失敗收場。

但奧匈 2 國終致妥協而於 18 年後合組「奧匈帝國 (1867-1918) 」，匈牙利的許多現代化成就都係在該時期所完成。至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哈布斯堡王朝與奧匈帝國均告解體，由於成為戰敗國使匈牙利在 1920 年的 Trianon 條約中被瓜分了 2/3 的領土。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蘇聯紅軍驅走了納粹德軍並佔領了整個匈牙利，這使得該國進入共產黨的統治而成為社會主義國家近半個世紀。

3. 第 3 次獨立運動
   1956 年 10 月 23 日由蘇共所扶植的匈牙利總理 Irme Nagy 率領學生與鋼鐵工廠工人共 20 萬人上街遊行反對蘇共的統治。當時的中國力促蘇共頭子赫魯雪夫出兵鎮壓， 10 月 25 日駐匈國之紅軍戰車開上 Budapest 市街頭屠殺了 3,000 人，後續造成 20 萬的難民而 Nagy 總理亦在 2 年後被槍決。當時他們將其國旗上由共黨所加上、代表外來政權之鐮刀標誌剪除，使得中央有個圓洞的匈牙利國旗成為該次獨立運動的著名標記。

獨立運動雖然也失敗，但由蘇共所另立之 Janos Kadar 總理卻有了較大的權利，他自 1970 年代起即開始與西方國家打交道而使匈牙利成為最早與西方國家建立關係的歐共國家。 1989 年 7 月匈牙利終宣布改為民主共和國，並於次年 2 月舉行第一次大選；紅軍到下一年 10 月終於撤兵而終結了該國 600 年之外來統治。近期 (2003 年 9 月) 其國會宣布將局部修訂原本之《人民共和國憲法》成為《民主共和國新憲法》，而在明 (2004) 年 5 月 1 日加入歐盟時實施該新憲法。雖然“匈牙利民主共和國”才成立 14 年，但許多新法規其實即在前述之 1970 ~ 80 年代所制訂完成。

匈國之第 2 及第 3 次的獨立運動領導者均為其「當權者」，他們以國家利益為優先、不顧個人安危地與其人民站在一起，而 Kadar 總理的愛國表現亦使其成為該國近代史上的重要政治家。

1996 年、也就是第 3 次獨立運動後 40 年，在其國會大廈了之前被豎立一「永恆之火 (Eternal Flame) 」紀念碑 ── 其上端有終年不熄的自來瓦斯燈，以紀念其國民在該次運動中追求民族自主的精神。

再過 2 天又是其第 3 次獨立運動紀念日，工人們正忙著在其國會前豎立巨型歷史影像看板，相關的人物雕像前堆著鮮花。在其國會大廈前草地上所插中央有圓洞的匈牙利國旗之下，除了第 3 次獨立運動之說明看板還有一抗議牌，其內容為：雖然已經數次大選，但新政府體制內掌權者仍為當時為共黨獨裁政權服務的官員 (… since the people who have got the powers in this new government used to be in the service of the communist dictatorship …) ；而「在第 3 次獨立運動時躺在該草地上的數百死屍是誰謀殺了他們？」 (… Here, In this place hundreds of people were lying dead on the ground on the 25th of October 1956, who murdered them?)

比起只知一切向錢看、嚴重缺乏歷史記憶的台灣，匈牙利確有資格成為世人所尊敬的國家。

2003/10/21 ，寄自匈牙利／布達佩斯

Tou Khiam-sùn (杜謙遜 牧師)

一、號稱台灣王子

廖文毅 (1910-1986) 本名廖溫義， 1910 年 (日本明治 43 年) 3 月 22 日出生，同年 12 月 26 日由何希仁牧師在西螺茄苳仔教會施以幼兒洗禮。他是日治時代台南州虎尾郡西螺區大地主廖承丕 (1871-1939) 的三男，上有 2 名哥哥溫仁、溫魁， 3 名姊姊玉葉、玉霜、玉梅，下有 2 名弟弟溫正、溫進，共有兄弟姊妹 8 名，家中長工稱其號為「三頭」 (註：三老闆之意) 。他的第 11 世祖先廖丁選在清康熙末年，由祖居地福建漳州府南靖縣永豐里移民來台，定居在今雲林縣二崙鄉義庄 (新庄仔) ，為正統的單廖客家人。他的祖父廖龍院 (1835-1893) 因為在隔壁庄埔心開設私塾教漢學，所以就移居西螺；又因為娶了基督教信徒程立的女兒程笑 (1851-1899) 為妻，所以就歸信耶穌聖教 (註：台灣早期對基督教的稱呼) 。廖父承丕與廖母陳明鏡 (1875-1966 ，父陳建，母陳賴碰頭) ，先後擔任教會長老，都是相當熱心的基督徒，他們並奉獻土地做為西螺基督長老教會興建教堂用地。

廖承丕個性溫和但精明能幹，人脈充沛又擅長理財，不斷增購田產，在日治時代初期便累積約近千甲土地，成為當時台南州屬一屬二的大地主。廖承丕受妻子陳明鏡信仰薰陶，益發虔信基督，並熱心教會發展。他一方面深受父親傳統漢學陶冶，另方面積極體驗基督教所傳授西洋文明，使得他終生扮演進步開明者角色。雖然他一生從未到過日本，卻栽培並鼓勵弟弟與兒子們出國留學進修，同時三位女兒也都是念到女中畢業，年輕一輩都是接受新式教育。家族兩代共出了七位傑出的博士，當時獨冠全台，傳為美談。廖承丕事業有成加上學識超倫，因此 1916 年 (大正 5 年) 被日本政府賞賜提拔為嘉義廳西螺支廳西螺區長任職四年，若含擔任囑託區長則有十餘年之久，對早期西螺街的發展建樹不少。廖承丕 1925 年在高厝埕 (今修文路) 興築西螺早期最出名的西洋樓房「大承堂」，廖家兩代數房全賴他夫婦培育支援。

廖文毅 (Thomas Liao) 自幼頭腦聰穎，才華冠群，活潑外向。 1923 年 (日本大正 12 年) 以第一名優異成績自西螺公學校畢業，並獲頒最高榮譽的「宮殿下賞」。然後進入北部長老教會所辦的教會學校 ── 台北淡水中學 (淡江中學) 就讀，與李超然、陳泗治等人同年級，一年後轉至同屬教會學校的日本京都同志社大學初中部留學。 1928 年畢業時，原本廖文毅的志向是要成為文學作家，但是受到剛從金陵大學畢業的二哥廖文奎 (1905-1952 ，本名廖溫魁， Joshua Liao ，美國芝加哥大學社會學博士) 所影響，轉赴中國南京考入教會興辦的金陵大學工學院機械科就讀。廖文毅在離日赴中前曾向他的大哥廖溫仁 (1983-1936 ，日本京都帝國大學醫學博士) 透露，將來的志向與報負就是從政擔任外交部長。他在金陵大學就學期間因為擅長交際、人緣極佳、手頭寬裕，所以就被同學戲稱為「台灣王子」。

1932 年金陵大學畢業，轉赴美國考入密西根大學，僅一年就唸得碩士學位。然後進入俄亥俄州立大學繼續深造，於 1935 年 6 月獲得化學工程博士學位。拿到博士學位後，與在美國出生的李惠容 (Anna ， 1914 年 3 月 18 日生) 結婚。李惠容的父母都是基督教牧師，父親是廣東裔華人名叫李用，母親是英裔美國人李萬瑪琍，李惠容是他們的次女。婚後回台的李惠容因為無法習慣台灣傳統家族的生活模式，所以相偕借住台南一位牧師家中約近一年。這段期間，廖文毅經常前往台灣中南部各化學工廠，以及到虎尾、溪洲等糖廠做參觀研究。

1936 年 9 月，在協助處理完大哥廖溫仁的喪禮結束，廖文毅攜眷應聘中國國立浙江大學擔任教授兼主任，並出版《台灣之糖業研究》一書，同年長女廖薰瑛出生。

二、創設大承會社

1937 年 7 月 7 日蘆溝橋事變引發中日八年戰爭。廖文毅被徵召為中國軍政部兵工署上校技正；然而同這時在上海行醫的二叔廖煥章 (1883-? ，日本京都帝國大學醫學博士，中日戰爭期間病歿於上海) ，也被延聘為上海日本軍醫大佐 (上校) ，叔姪分屬敵對國雙方擔任重要軍職，可說是一樁近代史上台灣人國家定位分歧一幕悲劇！

1939 年 3 月，廖文毅攜眷返台探視病危的父親廖承丕。在處理完父親後事之後，廖文毅與二哥廖文奎在台北開設「大承物產株式會社」和「大承信託株式會社」，廖文毅擔任大承信託株式會社的社長職務。這段期間，兼任台灣石炭協會顧問、高爾夫球協會總裁、橄欖球協會會長等職務，頗為忙碌。

廖文奎、廖文毅兩兄弟因為都有留學中國與美國的經驗，同時又都娶美籍太太，也都有在中國擔任大學教授背景，因此日本當局相當忌諱他們的身分，也常在暗中監視調查他們的舉動。廖文奎因此在 1939 年 7 月，就設法再度遠赴上海發展。 1941 年 11 月，就在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偷襲珍珠港 (12 月 8 日) 前夕，廖文毅因為被懷疑親美通外之嫌，突然遭到虎尾郡役所特務警察逮捕，但經過審問後隨即釋放。因此，之後除了公司業務外，平日佯裝騎馬遊樂無所事事，參與一些與政治較無關聯的活動，盡量閃避日本特務的注目。例如參加西螺地方性的話劇社演出，還有 1944 年西螺藝能奉公團在西螺戲院公演時，廖文毅亦參與飾演一名老人角色，此外也有參與音樂與戲劇的演出。

三、關懷二二八慘案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戰敗，結束第二次世界大戰。 10 月 25 日在台日本政府受降，國民政府接收台灣。當時台灣六百萬同胞莫不以萬分興奮、熱烈歡迎、雀躍慶祝「回歸祖國」之後能完全脫離外族統治桎楛，過著幸福、自由民主的生活。廖文毅被國民政府延攬為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簡任技正，兼台北市政府工務局長及工礦處接收委員。 1946 年辭掉兼任工務局長，改兼台北市公共事業管理處處長。廖文毅是一位熟悉中、日、美三國國情的自由主義者，他不滿行政長官陳儀的施政，使得台灣經濟百業蕭條民不聊生，力主政府早日實施地方自治，革除專制政治，並起用台灣人才。他與二哥廖文奎於 1946 年 9 月創辦《前鋒》雜誌，社論大多是他親筆執寫，強烈批評陳儀的行政措施及接收人員的特權作風，力倡政治革新 …… 。

原先廖文毅對國民政府尚充滿期望，使其漸漸改變立場，並與中國式政治漸行漸遠終告分道揚鑣是諸多原因：

1. 陳儀政府貪污腐化、特權橫行、紀律敗壞、物價飛漲。當時廖文毅任職長官公署，印象深刻，尤為不滿。
2. 1946 年廖文毅參加國民參政員選舉，提出「聯省自治」主張 ^{(註 1)} ，因為有張選票被認定無效票，致使降為抽籤決定而從當選變落選。同年 10 月 31 日參選制憲國大代表，由省議員投票選舉，但被陳儀、黃朝琴、連震東、謝東閔、林頂立、黃國書、劉啟光、王民寧等人的刻意排擠而落選 ^{(註 2)} 。廖文毅的「聯省自治」說已引起中國國民黨台灣省黨部之不滿，看做是「造反的行為」。 1947 年 1 月 1 日［中華民國］憲法公佈後，廖文毅成立自治法研究會，目的為了促進台灣的憲法實施。
3. 1946 年 9 月，廖文奎、廖文毅兄弟創辦《前鋒》雜誌，廖文毅擔任主編，廖文奎擔任顧問。廖文奎對依據《開羅宣言》的談話和國軍以麥克阿帥將軍第一號命令進行軍事佔領台灣的事實，故台灣的國際地位猶未定，因此他對台灣的前途提出三種可能：做為統一中國的基地；或是任由列強宰割之地；或者走向自主獨立之路。廖文毅的政治主張與行為深受廖文奎影響。
4. 對 1947 年 228 事件的發生與處置徹底失望。 228 事件處理委員會主要的訴求是：「台灣人高度自治、縣市長民選、軍警公務人員應大量啟用台灣人、保障言論、思想、出版之自由」內中雖然並無提到台灣獨立之主張，但是國府已將此視為不可容忍的叛亂行為，認為台灣人要獨立，而派兵鎮壓導致台灣領導精英和庶民死傷無數！
5. 廖文奎、廖文毅名列 228 事變首謀叛亂犯在逃主犯名冊，官逼民反，以致不得流亡海外鼓吹台灣獨立運動。

228 事件發生前數日，廖文奎、廖文毅、廖史豪、林文章等四人，正好離台到上海印行《前鋒》雜誌。 3 月 1 日才由《大公報》得知台灣發生了 228 事件，他們即時聯合旅滬的六個台灣人同鄉會團體，組成「台灣二二八慘案聯合後援會」。 4 月 20 日廖文毅撰文《二二八慘案呼籲》，提出：

1. 撤辦陳儀。
2. 派員調查慘案始末。
3. 取消專賣、貿易兩局。
4. 組織過度省政府。
5. 制定自治法。

廖文毅兄弟的建言非但沒有獲得回應，反而於 6 月 9 日的《上海大公報》上，刊載檢察處通緝廖文毅等三十人，列為「二二八首謀在逃叛亂犯」。這個通緝令自此打碎了廖文奎、廖文毅兄弟救援 228 事件受難者以及追求台灣自治的最後一線希望。 228 事件發生後，陳儀政府的阿兵哥每天到廖文毅家找他的美國太太講清楚他人逃到哪裡？李惠容沒有辦法只好去找美國駐台副領事喬治柯爾，柯爾告訴她：「沒關係，妳插一支美國國旗在屋外。」果真有效，軍人就不敢再去騷擾她。後來經由廖文毅的堂弟兼管家林奉恩協助，設法將她母子一家送往香港與廖文毅團聚。

四、台獨運動祖師爺

1947 年 6 月，廖文奎、廖文毅、林本土、陳炳煌、王麗明等五人在上海，成立「台灣再解放聯盟」，這名稱係廖文奎所取，意即：國民黨自日本人手中解放了台灣，但因其貪污腐敗，所以台灣人必須自己再解放台灣一次。同年 7 、 8 月間，該聯盟向美國特使魏德邁遞交一份「處理台灣意見書」，提出：台灣的歸屬問題要由台灣人民投票決定，在舉行公民投票以前，台灣暫時置於聯合國託治理事會之下。 1947 年 8 月，上海反國民黨學潮不斷，政局不穩，於是廖文毅到香港與台共擴大組織「台灣再解放聯盟」，由廖文毅擔任主席，黃紀男擔任秘書長，正式提出台灣獨立的主張與行動。

1948 年 228 事件一週年前夕，廖文奎在上海遭警備司令部拘捕，坐牢 100 天後才被釋放，這可能與 228 事件和廖文毅兄弟參與台獨運動有關。 1948 年 9 月，廖文毅、廖史豪叔姪託黃雲裳 (京都帝大醫學部畢業，台大腦神經外科醫師，也是廖史豪的二妹婿) 利用赴歐之際，將在香港印製給聯合國的請願書，攜往歐洲，該份英文備忘錄上明確表示台灣人要獨立的主張，這是 228 事件後，台灣人第一次向全世界宣示要獨立的開端。

香港由於是國共勢力暗鬥較勁之地，台灣獨立運動很難在香港發展，加上中國共產黨在大陸打敗中國國民黨取得政權，於 1949 年 10 月 1 日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因此廖文毅在同年 12 月，將組織移往日本東京發展。 1950 年 2 月 28 日，在京都召開 228 事件三週年紀念，為首度在日本發表台灣獨立主張。此舉引起國民黨強烈不滿，向麥克阿帥將軍抗議。於是廖文毅被以使用菲律賓護照非法由香港潛入日本「非法入境」名義，被拘押關入東京巢鴨監獄七個月。其實，這是美軍司令部為了保護廖文毅就近在日本「坐牢」免得遣送回台之措施。廖文毅在獄中與同志討論政治，最後決定將台灣再解放聯盟改為台灣民主獨立黨，於 5 月 17 日成立，廖文毅並被推選為主席 ^{(註 3)} 。

1951 年 11 月，世界聯邦第一次亞細亞會議在日本廣島舉行。 1954 年 11 月 1 日，第二次亞細亞會議又在日本東京召開。廖文毅兩次都率領代表團參加，並提出：為消除台灣海峽國際情勢的不安，台灣問題應早日在聯合國討論，以和平的、根本的方式，讓台灣人公民投票決定台灣前途。 1955 年 4 月 18 日，亞非會議在印尼萬隆召開，廖文毅致函大會，由印尼首相宣讀，表達：台灣受蔣氏政權非法佔領，國民黨為了維護政權，在台灣施行獨裁統治，製造台海危機，擾亂亞洲和平，唯有台灣獨立，亞洲才能真正和平。同年 7 月 18 日，美蘇英法四巨頭在瑞士日內瓦開會，台灣民主獨立黨更進一步提出「台灣永久中立」之說，希望在聯合國的監視下，台灣獲得獨立。

在台灣獨立的訴求推動下，台獨人士認為有必要成立臨時議會和臨時政府組織流亡政府。 1955 年 9 月 1 日，台灣臨時國民議會成立，推舉廖文毅為名譽議長，吳振南為議長，鄭萬福為副議長。同年 12 月 7 日，臨時國民議會通過《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組織條例》。根據這個條例， 1956 年 1 月 15 日，台灣臨時國民議會改為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國民議會，選出廖文毅為大統領，吳振南為副大統領，議長改由郭泰成擔任。同年 2 月 28 日， 228 事件九週年時，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正式成立，大統領、副大統領和閣員也於同日就任，並發表台灣獨立宣言。同年 8 月 1 日，發表台灣共和國臨時憲法 ^{(註 4)} 。廖文毅在他的著作《台灣民本主義》一書中提到：台灣共和國是繼承鄭氏王朝、台灣民主國之後，台灣民族的第三次建國運動。

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成立後，向國際社會宣揚台灣獨立建國的主張，頗獲迴響。 1957 年 8 月 31 日，馬來亞聯邦總理拉曼，邀請廖文毅以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大統領身分，與各國元首並列，出席參加該國獨立慶典。拉曼領導馬來亞脫離英國殖民統治，以其奮鬥經驗，極易了解台灣人民反抗蔣氏獨裁統治，深願獨立建國的心聲。這項消息頓成熱門新聞消息，引起日本人的關注，也促成在日台灣人紛紛加入臨時政府。

1961 年秋天，聯合國舉行大會，蒙古人民共和國申請加入成為聯合國會員國。當時的中華民國仍是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勢必會投否決票。美國總統甘迺迪乃派特使到日本，邀請廖文毅赴美國白宮訪問。廖文毅持英國護照，於 1961 年 9 月 14 日，從日本飛抵瑞士，等待美國簽證。國民政府知道這個消息後，態度立刻軟化，表示願意棄權不再杯葛蒙古入會案，要求換取廖文毅不得赴美訪問。美國見目的已達到，就藉故拖延廖文毅入境日期，並只允諾准其入境訪友探親。廖文毅不得已勉強入境美國訪友探親，於 9 月底繞道加拿大回日本。

廖文毅在日本的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活動，曾經盛況一時，但在 1960 年代逐漸問題陸續浮現：內部異見日大，同志間互相批鬥，產生裂痕。新生代的王育德結合新生代留日學生於 1960 年組織「台灣青年社」，發行《台灣青年》雜誌，形成另一股台獨新勢力。雙方雖然有意重組，實際運作上卻有困難。加上國民黨趁機介入，運用收買分化，製造內鬨，使得臨時政府同志間互不信任，互相牽制，甚至出走，力量日漸分散與衰退。

1960 年代初期，台灣發生許多變動。國際間美、蘇兩大陣營國的對立，以及中共的日漸壯大，使得國民黨有機會和時間喘息坐大。在這樣的國內外局勢下，國民黨政權企需營造萬眾同心，擁護蔣家領導的形象，才能抗拒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威脅，化解蔣介石顓蠻連任總統，壓迫人權，限制言論自由，逮捕反對異議人士所造成的獨裁印象。因此國民黨百般設計，一方面派人到東京遊說，另方面則將廖文毅之親人以及台獨同志，判以死刑或入獄長期監錮之刑，並以老母廖陳明鏡喚兒思子的錄音帶為誘，威情相逼，迫使廖文毅不得不離日返台，藉此瓦解台獨烈焰，塑造蔣氏政權鞏固之威望。

五、英雄或叛徒

廖文毅在內外夾攻的現實考量之下，在 1965 年 5 月 14 日晚上飛回台灣，結束了他半生台獨運動的奮鬥，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也因為廖文毅的返台，不久後終告瓦解，這段新聞成為各報章雜誌、電視、廣播電台等頭條新聞，轟動近三個月。台獨運動雖暫遭挫敗，但是反而大本營從日本轉往美國，經由新生代留美學生撐起台獨大旗，而更加多元化與深入的將台獨運動傳播到全世界各地，並促使台灣本島的台獨聲浪與力量日漸茁壯。

廖文毅在日本推動台灣獨立運動，因為在國際間有一定的成果與影響力，因此引起佔台據地的獨裁者蔣介石、蔣經國父子十分不悅與困擾，屢派特使說客赴日勸降均吃閉門羹。廖文毅曾經表示：「為了革命，大義滅親，犧牲是免不了的！」廖家涉足台獨案，成為政治犯的，除了廖文奎、廖文毅兄弟，此外尚有他們的大嫂廖蔡綉鸞、廖家長孫廖史豪、廖文毅大姊許廖春葉、大姊家外甥許朝卿、五弟廖溫進、堂弟也是廖家管家林奉恩等八人。但是為甚麼最後他還是回來台灣呢？真正的謎團尚無法解釋，但是有幾個主因：

1. 國民黨政府的誘捕與策反雙管策略運用成功。
2. 國民黨政府以其親友的安危做為要脅奏效。
3. 國民黨政府以不合理手段凍結廖文毅在台財產，阻斷台灣財經援助。
4. 運用母親喚子思親的心戰錄音帶誘其回台。
5. 與其他的海外台獨份子理念差距日大，孤掌難鳴。
6. 國民黨政府開立誘其接受返台的優渥七項條件 ──
   1. 保障生命安全，身體自由，不得以任何手段或罪名入罪。
   2. 發還被政府所沒收之私人財產 (約值時價一億二千萬元) 。
   3. 黃紀男、廖史豪、廖蔡綉鸞、廖溫進等人全部釋放。
   4. 若有意出任公職，應給予部長級職位禮遇。
   5. 若擔任國營事業，可給予「台糖董事長」職位。
   6. 若自創事業，則給予銀行融資貸款。
   7. 一切行動自由，並可自由進出台灣。
7. 國際友人勸其回台。據廖文毅姪兒廖史豪透露，當時的日本首相岸信介，以及美國參議員富樂布萊特 (Fulbright) 說：「廖文毅，你只要回去，不需要做任何事，只要你人在台灣，將來若是情勢有變化，台灣獨立，就可以發生作用。」

廖文毅回來了，但是七條件一一跳票了。國民黨政府，「好意」派「秘書」終生監視廖文毅。財產實際上只歸還約七百萬。因廖文毅被關監者，遭刻意拖延，並無全部立即釋放。廖文毅回台後僅安插曾文水庫及台中港籌建委員會副主委，和華南銀行常駐監察人職務，聊表心意。廖文毅開設公司創業，施展五鬼搬運術，財產被逐步掏空。同時終生「軟禁」無法再出國，並安排配槍「司機」與「秘書」隨侍在側，隨身「接應照顧」。廖文毅回台前，與國府調查局長沈之岳訂有正式契約，回台前寄交給日本首相岸信介保管，以防返台後遭滅口。果然，後來沈之岳想向廖文毅索借該份契約書！

1965 年 5 月 14 日，廖文毅接受當時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也是蔣介石政權接班人蔣經國所派親信的遊說條件，飛返台灣以「台華合作」名義做「反共建國，團結合作」新事業。當日夜晚，台北松山機場擠滿了接機的官員和記者，接誰的飛機並不清楚，直到飛機著地前幾分鐘，新聞局官員才正式宣佈，飛抵國門的是海外台獨組織的「老大」廖文毅。當時接機的有國防部長蔣經國和五院院長，並從機門舖設紅地毯直抵機場，以極高檔接待國賓方式禮遇廖文毅回國 ^{(註 5)} 。消息傳出，震驚海內外，當然對台獨運動是一大打擊與元氣大傷。隔日的報紙以極大篇幅，頭條新聞報導廖文毅「迷途知返」、「幡然悔改」、「覺昨是而今非」 …… 以及一連串官方刻意安排的拜會、返鄉、省親、掃墓、參觀政府建設活動等新聞，甚至就當時中國第二次核子爆彈試射的重大新聞也相形失色。只是三個月後，新聞炒過後，從此「廖文毅」這個名字就向一顆劃過天空的流星，自此消逝在台灣的政治夜空。幾十年來，廖文毅的名字就很少出現在媒體，而台灣的民眾也漸漸地淡忘他。

廖文毅返台，一個多月後， 7 月 2 日，獲釋不久的大嫂，台獨女大俠 ── 「東京歐巴桑」廖蔡綉鸞 (1905-1965) ，因狹心症和尿毒症併發不治去世，安息主懷，享年 60 歲。廖蔡綉鸞在台北的葬禮，和出殯回西螺安葬大承墓園的種種工作，從佈置到雜物都是調查局派人承辦， 名為幫忙，實為監視和控制。喪葬費用則由廖文毅出資。廖蔡綉鸞雖未正式參加台獨組織，不過，她在幕後非常積極支持，不但在金錢上大力支援，而且為廖文毅建立與島內聯繫的管道，因而被以另案叛亂罪判處十五年有期徒刑。廖蔡綉鸞終其一生《聖經》不離身，尤以身心痛苦時，她就閱讀《聖經》，做祈禱，尋求心靈的平安。陳火桐博士回憶說：「歐巴桑的確是很堅強的女人。我們坐牢時，每天有 15 分鐘的放封，女監在牢房另一邊。我常常看到歐巴桑帶領其她女犯人唱《聖詩》。我被以『二條一』起訴，是唯一死刑，心情很不平穩。她住在病房，站在窗口，用日語說『聖經，聖經』，我知道她要我向宗教尋求力量。」彭明敏教授回想被關在青島東路警總軍法處看守所，與廖蔡綉鸞隔壁病房時之情景：「她常常朗讀《聖經》，唱《聖詩》，一個人獨自祈禱禮拜。」

1965 年 10 月 15 日，廖家在情治、調查、軍警關愛「保護下」，為高齡 91 歲的廖陳明鏡太夫人舉辦最後一次慶壽，廖文毅母子親情溢於言表。隔年的 4 月 28 日，廖母息勞主懷，享年 92 歲。 1966 年 5 月 15 日下午 2 點在西螺基督教堂，由楊清源牧師舉行教會葬告別式禮拜，備極哀榮，隨後安葬大承墓園。廖家在西螺是顯赫的望族，加上廖文毅超敏感的特殊身分，使得廖母陳明鏡老夫人的喪禮顯得異常「隆重」、「熱鬧」與「詭異」。

六、晚景淒涼 蓋棺未定

廖文毅返台後，先在曾文水庫管理局建設委員會擔任副主任委員，辦公室在台北。國民黨政府調查局派員 24 小時對廖文毅監視戒護，兩位秘書，一位司機，出入配有分解式消音短槍隨侍在側，籍貫上維持外省人、客家人、台灣人各一人，彼此監視互相牽制，致死才終止。

據林奉恩引述某位曾擔任過蔣介石多年廚師的講法，當時獲得蔣介石敬稱為博士的台籍人士只有「廖文毅博士」一人，蔣介石並要蔣經國與廖文毅以兄弟互稱。蔣介石並任命廖文毅擔任「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會」委員，當然蔣經國刻意啟用親信因而廖文毅遭排擠。廖文毅卸任曾文水庫副主委後，被安排出任台中港務局建設委員會副主委工作，然後擔任華南銀行常務監事。

廖文毅利用國民政府歸還他的錢，在台北天母買了一塊地和一棟房子。當時陽明山文化學院打算成立化工研究所，有意聘請他擔任所長，廖文毅捐了 20 萬元，結果毫無下文。廖文毅後來出資經營從甘蔗粕提煉代糖的福聯化工廠，但是在調查局派來的工廠主管暗搞下經營破產宣告倒閉！廖文毅也在西螺老家附近蓋了一棟城堡式的樓房自宅，屋外庭園設計希臘式圓柱形涼亭，內中豎立大承堂創立人廖承丕紀念銅像，屋內大廳則有廖文毅本人銅像，打算日後做為類似廖文毅紀念館之用。通常公務車，禮拜六晚上載他回西螺，禮拜日再接他回台北。

廖文毅在台北、台中、西螺都有房子住。他也關心當時的黨外運動，但是都婉拒參加任何政治性活動。雖然如此，骨子裡他從未放棄台獨理想，只是嘴巴裡不能說出口而已！後來，廖文毅賣掉台北天母的房地產，將錢拿回西螺成立廖文毅建設公司。他的建設公司主要是經營房地產買賣生意，由建設公司出資金，地主出地，合蓋房子出賣。廖文毅的用意主要是想促進故鄉西螺能朝商業小鎮繁榮發展，但是由於當局對他的種種限制，使得他在建築界也難有大作為！原本他也打算要成立一個「廖文毅文化基金會」，從事獎學金與教育文化方面的推動工作，但是申請時卻被承辦人員譏笑說：「人家翁倩玉已經拿出一億元組織一個基金會，廖文毅只有幾千萬基金，拿出來反而見笑，就別申請了！」因此成立基金會的事就此作罷。

廖文毅的前半生因為只有熱衷台獨運動與政治活動，所以與家庭生活疏遠。他的元配，美國太太李惠容最恨廖文毅心中只有政治沒有家庭！兩人在香港時代就分居，廖文毅當時將不動產之外的財產全部給她，妻子李惠容帶著子女回美國獨立撫養長大。廖文毅與李惠容育有一女三男，長女廖薰瑾、長男廖公瑾、次男廖公瓚、三男廖公理，其中長子廖公瑾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工學博士。廖文毅在日本時，結識日籍女子近藤朝子，兩人間沒有子嗣。近藤朝子來台灣一起陪廖文毅居住，但是因為生活習慣與諸因素，無法適應，兩人間感情日漸生疏，後來就回日本去。 1979 年 7 月 7 日廖文毅在美國的四名子女專程回台為他做 70 歲「七夕」生日慶壽。廖文毅死後，財產全由美國的兒女繼承。日本太太近藤朝子回來參加廖文毅過世告別式，並無要求任何財產，同時並多次來台到廖文毅墳前掃墓弔念。

回到台灣的廖文毅因為不願再給身邊的親友添加「麻煩」，所以平時生活深居簡出，也鮮少與外界互動。如此一來，生活上的大小事就容易受到調查局所派私人秘書施子仁所擺佈。施子仁有一位弟弟，後來投奔中國，一直不敢回來台灣。廖文毅在台中港做事期間，調查局長沈之岳與秘書施子仁，常常替廖文毅安排醇酒美女，藉以加強控制廖文毅。然後又安排一個固定的泰雅爾原住民酒家女來「照顧」廖文毅的生活起居，與他糾纏同居。兩人並無生子，但是有一名身分不明的「養子」，因此廖文毅死後發生財產繼承問題，還好後來打官司贏了，撤銷該養子繼承身分。廖文毅身邊最後的原住民女人，其實是調查局勾結黑道竹聯幫的陰謀，目的是要蠶食鯨吞廖文毅的財產。施子仁秘書後來出任與竹聯幫有密切關係的企業「華美日報」，擔任副社長。他們說廖文毅年紀大了，眼睛又看不見，需要有人特別照顧起居，所以就找來了那個女人。結果，廖文毅死後除了不動產無法登地外，其餘的現金、寶石、金塊、金條、股票幾乎全被騙光！廖文毅晚年有中風現象，加上糖尿病嚴重眼睛失明，併發肺炎，而在 1986 年 5 月 9 日病逝，享年 77 歲。由於廖文毅死後幾乎沒有留下甚麼，因此竹聯幫還曾放話，一但廖文毅死在台中，他們將把他的屍體丟在台北的總統府前，讓調查局難堪！調查局因此相當緊張，由施子仁出面才擺平無事，並且讓家屬將屍體領回西螺。台灣竟發生如此怪事，真是不可思議！廖文毅生前，晚景淒涼，小人環視，落此下場，令人唏噓！ 1985 年 5 月 17 日在西螺長老教會由張喬松牧師舉行告別禮拜，隨後安葬於雲林縣西螺鎮小茄苳公墓內大承墓園，結束充滿傳奇的一生。

廖文毅生前，每逢 2 月 28 日，他必定獨自追思與祈禱。 1970 年代興起黨外運動，他也很關心並肯定，私下也偷閱黨外雜誌，但是基本上與整個黨外民主運動是脫節的！廖文毅曾以台灣共和國大統領身分，意氣風發於國際政治舞台；曾經一度被尊稱為是台灣獨立運動的祖師爺和象徵，也是蔣氏政權國際外交上的最痛。廖文毅走完他傳奇的一生，正如國家歷史館館長張炎憲博士對他的評語：「豈能成敗論英雄，不容青史盡成灰。」

註：

1. 廖文毅所謂的「聯省自治」是要台灣人治台，台灣應該在聯邦的體制下完全自治，台灣的國防和海防，要特殊於中國大陸，省長等必須民選等等。
2. 1946 年 9 月，台灣省補選 8 名第 4 屆「國民參政會」參政員，他是幾十個參加競選者之一。間接投票結果：林忠 22 票、林忠賢 18 票、羅萬傳 16 票，林獻堂 14 票、廖文毅 13 票。其餘林茂生、楊肇嘉、陳逸松、吳鴻森、杜聰明都得 12 票。照理，第五高票的廖文毅該當選無疑，但是主管部門提出：廖文毅的一票「廖」字因墨水未乾被弄髒，楊肇嘉的一張票「嘉」字多一劃。這兩張票送經南京國防委員會裁奪為無效票，省參議會決定由得票的 5 人以抽籤定勝負。具體辦法是一人負責抽取參選者名字，另一人抽「當選」或「落選」籤，結果廖文毅第一個就抽中「落選」。因一字之污遽作廢票論，不但使廖文毅心存不甘，即是投票者和旁觀者也感覺不以為然。同年 10 月，廖文毅和連震東競選台北市只有一個名額的「制憲國大代表」，結果連震東得 22 票，廖文毅只得 7 票再次落選。
3. 台灣民主獨立黨是第一個以「台獨」為宗旨的台灣人政黨。
4. 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是在國際社會掛出第一塊台獨招牌，鼓吹「台灣地位未定論」、「台灣民族論」、「民族自決論」。
5. 廖文毅發表一份由國民黨政府駐日大使張厲生核准的聲明：「文毅為謀台灣同胞之利益與幸福，奔走海外垂 20 年，爾來烽火日逼，世變益殷，深切認識當前之大患，為大陸共黨之滲透與顛覆。故決心放棄台灣獨立組織活動，響應蔣總統反共建國聯盟號召，劍及履及，離日返台，貢獻所有力量，為反共建國大業，堅決奮鬥。」

2003/10/16

Tou Khiam-sùn (杜謙遜 牧師)

養父廖行生， 1922 年 (大正 11 年) 獲得京都帝國大學經濟學士學位，是相當難得優秀的人才。他畢業後返台，任職於日本勸業銀行台北支店，服務一段時日之後，轉任台南州米穀購買利用組合 (今稱合作社) ，而後，任兄弟共設之永豐同族恆產株式會社取締役 (總經理) 。兄弟分家之後，他把錢拿到外地購置田產，埔里、嘉義、東石一帶都有些土地。後來到嘉義經營期米生意，和生父並不認識，但是事業同樣經營失敗， 1943 年過世時還留下一大筆債務。林奉恩 1923 年 4 月 20 日 (大正 12 年) 出生於今台北市天水路一帶，承襲外祖母林匏之姓氏，父親是高阿乞，母親是林 (黃) 木耳，育有四男，林奉恩是家中長子。生父高阿乞原是期米商，後來經商失敗，死時才 50 多歲，當年林奉恩才 8 歲。父親過世後，母親在西螺望族廖承丕做媒下，改嫁其四弟廖行生，婚後再育有一女三男。前香港區僑選立委廖光生博士就是同母異父胞弟；因為政治立場中立，所以前總統李登輝才選任他擔任國家安全會議委員。由此緣故，林奉恩就尊稱廖承丕為大伯，叫廖文毅為三堂兄。

養父待他們這些「前人子」視如己出，同母異父同胞兄弟姊妹感情亦很融洽。林奉恩台北日新公學校畢業後就考入台北商業專門學校， 19 歲畢業後直接受學校推薦，進入台灣總督府農商局農務課工作，當時曾更名為林鴻恩。當時的政府經營「競馬大賽」 (賭馬場) 也是他所管的業務之一，後來受賞識與提拔，曾暫代「競馬係主任」一職，其後擔任「裁判委員補助員」。 1943 年 (昭和 18 年) 擔任騎手養成教師，並教授馬術學及台灣競馬關係法規。在總督府工作三年，因為養父過世，母親必須回西螺，才跟著遷居到西螺。

原本他母親與養父結婚後，一直住在嘉義，然後搬到養父經營的埔里水頭農場，直到養父過世。搬到西螺是因養父過世時經商失敗負債累累，母親求助於大伯母廖陳明鏡女士，大伯母請三堂兄廖文毅幫忙處理養父名下的財產，也因此和廖家有更密切的往來。來西螺，一家另外買房子住在外頭，一來為了方便處理養父遺留下來的債務，二來可就近與廖家互有照應。

來到西螺時，林奉恩當年 22 歲，隔年第二次世界大戰才終戰。廖文毅的母親看他像是能工作的人，就留他在廖家幫忙，聘為雇員，有自己的辦公處所和領一份薪資。主要負責的工作是廖家的土地財產管理，像似土地代書之類的事務，管庶務而不管財務。不久，廖家遇到土地和戶口總申報二項大事，皆是由他獨自完成約二千張土地所有權狀申領工作，也因此更得廖母之信任，繼續留在廖家做事。其後歷經「三七五減租」、「土地徵收」等土地改革政策，當然對廖家的經濟收入影響不小。終戰之初，國民政府徵收「大戶餘糧」， 1953 年徵收土地時一併徹底執行該計劃，若是照此政府折算法施行，像廖家這般的地主將吃大虧。恰好林奉恩與當時的糧食局長是舊識同事，所以就央請他擬出一套減免辦法，然後由林奉恩率先完成業主減免手續。其後，不少西螺鄰近大戶們就請求林奉恩幫他們陸續完成申報手續，因此也結識了一些西螺朋友和替地方做些貢獻。

由於林奉恩在廖家做事，所以也因廖文毅涉入台獨活動而受牽連入獄。廖文毅很信任林奉恩， 228 事件爆發後，廖文毅的妻小由台北遷居香港就是林奉恩安排料理好的。 1947 年和 1948 年的聖誕節，林奉恩前後二度到香港找廖文毅，但是廖文毅要他回西螺幫忙管理家務。 1949 年廖文毅去日本發展後，他每年以「換信」的方法匯錢約時價 10 萬元給廖文毅，這些都是廖文毅在台灣產業收入的份內所得，至於廖文毅海外的其他經援所得，他並不清楚。

林奉恩雖然沒有加入台獨組織與參與正式活動，但是 1962 年 10 月在西螺家中被捕入獄，被以「資匪」罪名判刑 12 年。起初在台北市青島路軍法處看守所服刑，直到 1965 年廖文毅回來後，繼續以「人質犯」身分留監看守，但改調檢察署及看守所的生產倉庫當外役。最後在台北縣安坑軍人監獄再待了一年多左右，才在 1968 年 2 月 28 日，以「保外就醫」名義保釋出獄；前後關了六年，成為台獨案政治犯。

期間，國民黨常運用流言，利用離間手段，分化廖文毅和他的親腹，造成彼此間的猜忌與緊張。林奉恩認為，廖文毅接受國民黨「招降」回台，主要的因素是當時贊成台獨運動的人實在太少，又不能團結，成不了大事，所以對廖文毅的返台不忍苛責。

廖文毅回台三年後，林奉恩才出獄。原先到朋友開設的油脂公司擔任總務，一二年後在廖文毅的請託下才辭職轉到他的建設公司上班。當時，廖文毅要林奉恩幫忙組織財團法人、公司以及基金會，自此又無異是廖文毅的家族管家。

林奉恩認為，廖文毅雖然迫於情勢回到台灣，表面上不得不放棄台獨活動，但內心始終未放棄台獨理想，祇是不能說出口而已。廖文毅曾說：「咱做人，死要留名，就算家財萬貫，或是天下的東西都讓你得到了，但是靈魂呢？如果留下了名姓，至少靈魂還有個名字 …… 」廖文毅最後在 1986 年 5 月 9 日病逝於台中沙鹿醫院，享年 75 歲，死亡原因主要是糖尿病相關併發症。廖文毅死後，他至今都擔任廖家義務管家之職。林奉恩認同於廖文奎、廖文毅兄弟所倡導的「太平洋瑞士、永世中立、民本主義」式的台獨理念。對於曾經參與台獨運動而遭難成為政治犯，也從不怨尤或後悔為何選了這條不歸路。

林奉恩在 1950 年 9 月與西螺鎮黃鳳品結為夫妻，並在美籍佈道家花翹奇牧師受洗下，同時成為西螺基督長老教會信徒。婚後育有二男一女，太太後來還受選擔任教會執事，服務聖工 16 年。太太過世後，隨著開放出國旅遊，自 1992 年帶著亡妻相片出遊日本，然後陸續出國旅遊十餘次，成為人生極為美好的回憶之一。林奉恩告誡弟妹們：「有形的財產並不長久可靠，唯有像知識般的智慧才是本身最佳的資產。」他的眾多弟妹們也以他為榮。

至今，西螺街上仍可看到這位 80 多歲可敬的長者，用瘦弱而健朗的身軀，騎著一輛鐵馬縱橫西螺街巷。若沒出遠門，教會每禮拜三晚上的禱告會，以及主日禮拜，都可看到這位謙卑的人格勇者，用敬虔的心敬拜上帝。西螺教會禮拜堂，從他結婚後受洗，至今 50 餘年，歷經歲月滄桑，悲歡離合。眼見廖家的喜事以及大伯母陳明鏡長老的告別式、三堂兄廖文毅的告別式、愛妻黃鳳品執事的告別式 …… 都在這裡，歷歷如昨，唯有昔在今在以後永在不變的主上帝是他永遠的依歸。

2003/9/24

Tou Khiam-sùn (杜謙遜 牧師)

夫婿廖溫仁是西螺望族廖承丕 (1871-1939) 的長子。當初，廖溫仁由就讀於京都帝大醫學部的二叔廖煥章 (留日獲得醫學博士的第一位台灣人) 帶至日本，一路從京都同志社中學，讀到京都帝大醫學與史學博士。廖溫仁著有《東洋腳氣病研究》醫學博士論文、《支那中世醫學史》和《唐宋時代醫藥的輸出入》文學 (史學) 博士論文。廖溫仁當時是京都台灣同鄉會的核心份子，家中常有台灣同鄉和留學生的聚會，比如同志社中學及大學、京都帝大、立命館大學的學生等。當時就讀同志社大學畢業，後任西螺鎮長的同鄉李應堂，也常到他們家作客。廖蔡綉鸞女士 (1905-1965) ，出身台中清水蔡姓望族蔡源順派下名門閨秀，蔡介明的女兒，蔡連舫和蔡惠如的姪孫女，生於 1905 年 (明治 38 年) 10 月 3 日。父親是地主，母親是長老教會信徒。廖蔡綉鸞 13 歲時，由他的大哥蔡梅溪 (畢業於日本明治大學) 帶赴東京，就讀東洋英和女學校。 18 歲 (1922 年，大正 11 年) ，經由台中市全安堂老闆羅安做媒而結婚，嫁給年已 40 又長她 12 歲，仍就讀京都帝大東洋史學科的廖溫仁醫師 (1893-1936) 。同年 12 月 24 日 (聖誕節) ，在日本京都福音派教會，由米村常吉牧師施洗領聖餐，歸入基督教。結婚後，廖蔡綉鸞繼續讀京都同志社女子專科的英文學科，直到隔年 (1923 年) ，長子廖史豪出世才輟學；兩人共育有二男五女。

廖溫仁不煙不酒，是個純粹標準又很認真的學者，任教於京都帝大，他主要的娛樂是象棋和日本將棋。雖然習醫，但熱愛史學，所以長子取名為「史豪」，次子取名叫「史眼」；不過因為對中國政治史的深刻了解而無心政治事務。他精通中國文化，結論是「中國無用論」 (廖溫仁曾對妻子說：中國沒用了，因為封建制度的遺毒，完全看不到近代化的改革。他也不想赴中國居住和任職，對中國毫無幻想。而且價值觀完全不同，中國人視人如賊，不同家族不同系統的人，彼此完全不相信，所以中國人的政治根本是不能介入的) 。反倒廖蔡綉鸞早年在東京讀書，因娘家長輩蔡惠如的淵源，稱楊肇嘉為舅舅，和政治人物反而比較有來往。她聰慧有加，熱情豪爽，親和力很強，男女老少都喜歡她。廖溫仁的二弟廖文奎 (本名廖溫魁， 1906-1952 ，留美芝加哥大學政治學博士，最早期的台獨運動理論思想家) ，和三弟廖文毅 (本名廖溫義， 1910-1986 ，留美俄亥俄州立大學化工學博士，後任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大統領) ，他倆兄弟留學同志社中學時，就寄住在他們家。

1936 年，清日戰爭爆發當年，廖溫仁博士應聘台北帝大教授，準備返台教書，不料於 6 月 23 日病逝。因他已算是帝大教授，所以屍體從日本運回時，台北車站排滿了接殯的日本官員。廖蔡綉鸞當年 32 歲，帶著一家 7人回台住西螺婆家，當時長子史豪才 14 歲，最小的五女杏香則未滿週歲。廖溫仁過世後，廖蔡綉鸞變得更加堅強獨立。

1939 年 5 月 6 日，廖蔡綉鸞的公公廖承丕過世；同年她的娘家父親蔡介明也去世。

1940 年，長子廖史豪先回日本東京，轉讀關東中學五年級。隔年， 1941 年 12 月，廖蔡綉鸞帶子女全家移居東京，在中野區鷺宮一丁目，購置一幢四百坪的豪宅。後來正對面鄰居，剛好是高雄眼科名醫，前台灣醫師工會理事長吳基福醫師家，兩家時有往來。二次大戰期間，台灣的留日學生因糧食欠缺，常常吃不飽，廖家則開放做為台灣留學生的聚會所。所以留日學生，有事沒事就往廖家跑，即使沒飯吃，去廖家一定可以得到溫暖的招待。就因廖蔡綉鸞如此熱情好客，博得留日學生尊稱她為「東京歐巴桑」。後來「歐巴桑」母子因回台涉入台獨案而生計困難時，曾經留學東京受惠於廖家照顧的陳火桐博士，不忍見廖家有難，為了報恩，擔任「居中轉信」並多方幫忙「歐巴桑」一家，也因此 1964 年再度被捕時，被以台獨叛亂罪「二條一」 (唯一死刑) 起訴，後判刑 12 年，共計坐牢 7 年，到 1969 年 2 月才獲釋。

日本戰敗後隔年， 1946 年 5 月 12 日，廖蔡綉鸞賣了東京的房舍，搭乘美軍 Liberty Boat 號油輪於 16 日返回台灣基隆，全家暫住廖文毅當時台北住家 (今大安區農安國小後面) 。期間，廖蔡綉鸞和廖史豪母子，常與廖文毅及日本留學生，討論台灣的政治與前途。過不久，廖蔡綉鸞以舊台幣 40 萬元，在今之師範大學後面購置一幢兩百坪大的花園洋樓。

回台後，廖史豪一因政治理想，二因生計而到他叔叔廖文奎、廖文毅所辦的“前鋒雜誌社”工作。二二八事變前，廖文毅、廖文奎兩兄弟在台灣各地演講，宣揚《聯省自治論》、《台灣地位未定論》的主張時，廖史豪曾把他們的演講內容翻譯成英文，以《在台灣的帝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的鬥爭》為題，發表於中國上海的英文週刊。二二八事件發生前，廖史豪正好陪兩位叔叔和林純章四人離台赴中國訪問。他們在上海得知台灣發生二二八慘案，過後不久，廖文毅兄弟為要營救受難者，發表二二八事件處理建言，因而被列入為叛亂通緝要犯，自此流亡海外倡導台獨運動。廖史豪則於 8 月回到台灣，做為他們在台的代理人。

廖蔡綉鸞雖自幼旅居日本，但二二八事件後，深具強烈的台獨理想。由於她的人脈豐沛，就常陪長子廖史豪運用個人關係，秘密拜訪台灣各地的知識份子與士紳，積極去吸收同志和同情者，傳播台獨意識。 1950 年 2 月 28 日，廖文毅在日本京都正式發表台獨主張，演講後被麥克阿瑟捉去東京巢鴨監獄「關監」 7 個月。同年 5 月，國民黨政府先逮捕廖母蔡綉鸞做為人質，逼廖史豪出面投案後才釋放她。廖史豪 7 月被定罪，判處有期徒刑 7 年，這是台灣島內第一件“台獨叛亂案”。 1953 年離開火燒島 (綠島) 時，遭當局污陷，再加判為無期徒刑，直到他的丈人陳哲民 (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外交部長) 返台後，隔年 (1956 年 12 月) 才減刑為 12 年，關到 1958 年 8 月 25 日，才以保外就醫名義獲釋。

廖史豪坐牢期間，財產與住宅均被沒收，一般人也視廖家如蛇蠍不敢靠近。廖家雖在景況淒慘、生計困難下，但是廖母蔡綉鸞為了營救長子，而被那些「政治蟑螂」 (掮客) 騙的團團轉，四處找錢，又花了不少冤枉錢！甚至廖蔡綉鸞多次嫁女兒之時，也是經由西螺家族管家林奉恩先生居中牽線才得婆家接濟。廖史豪出獄後，在母親廖蔡綉鸞的陪同下，繼續從事台獨理念的傳播，以及推動在島內的台獨地下組織活動。他們因陳火桐與日本駐台大使館幫忙，再度跟廖文毅取得聯絡，在 1959 年成立「台灣民主獨立黨台灣地下工作委員會」。

1962 年 1 月 27 日，廖蔡綉鸞、廖史豪母子同時被捕。廖史豪這次被判處死刑，廖蔡綉鸞雖未正式參加台獨組織，不過，她在幕後非常積極支持，不但在金錢上大力支援，而且為廖文毅建立與島內聯繫的管道，因而被以另案叛亂罪判處十五年有期徒刑。

廖蔡綉鸞終其一生《聖經》不離身，尤以身心痛苦時，她就閱讀《聖經》，做祈禱，尋求心靈的平安。陳火桐博士回憶說：「歐巴桑的確是很堅強的女人。我們坐牢時，每天有 15 分鐘的放封，女監在牢房另一邊。我常常看到歐巴桑帶領其她女犯人唱聖詩。我被以「二條一」起訴，是唯一死刑，心情很不平穩。她住在病房，站在窗口，用日語說『聖經，聖經』，我知道她要我向宗教尋求力量。」彭明敏教授回想被關在青島東路警總軍法處看守所，與廖蔡綉鸞隔壁病房時之情景：「她常常朗讀《聖經》，唱《聖詩》，一個人獨自祈禱禮拜。」

廖蔡綉鸞被關獄中期間，心臟病與糖尿病加劇。國府當局得知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大統領廖文毅確定返台，才讓她保外就醫。廖文毅於 1965 年 5 月 14 日回台，第一個見面的就是他的大嫂廖蔡綉鸞，當時她還惦記著其他台獨案政治犯有否因廖文毅返台全獲釋放？！一個多月後， 7 月 2 日，台獨女大俠 ── 「東京歐巴桑」廖蔡綉鸞因狹心症和尿毒症併發不治去世，安息主懷，享年 62 歲。廖蔡綉鸞在台北的葬禮，和出殯回西螺安葬大承墓園的種種工作，從佈置到雜物都是調查局派人承辦， 名為幫忙，實為監視和控制。喪葬費用則由廖文毅出資。當年 12 月，廖史豪因廖文毅回台以及母喪，不僅死裡逃生而且獲得釋放。

廖家三博士兄弟

2003/6/24

巴赫

(作者蒙古人，現在紐約從事內蒙獨立運動。)

二十世紀初，孫中山再一次提出五百多年前朱元璋的 “驅逐韃虜，恢復中華” 的口號，他與朱元璋不認同蒙古人是中國人一樣，並不把滿族視為中國人。中國政府一方面講各民族都是 “中華民族” 大家庭的成員；另一方面又大肆鼓吹岳飛、文天祥、蘇武等人是中華民族的英雄。從這種自相矛盾的宣傳中，可看出其並不認同漢族以外的其它民族的心理。

中國人喜歡以 “中華民族” 的概念來講國家統一，此一提法大有商榷之處。通常所謂 “中華民族” ，即炎黃子孫，指漢族而言。蒙古民族，為匈奴後裔，有獨特的文化體系，與漢人心目中的中國傳統文化 (儒、道) 有著根本的區別。蒙古人不但沒有 “大中華一統” 的情結，而且在精神上從未認同於 “中華民族” 。蒙古人的理想是：統一的 “大蒙古國” ，蒙古人心目中的英雄是成吉思汗。今日的內、外蒙古，同是一個血緣民族，具有不可分割的血緣關係。以蒙古民族的統一和領土完整為理由，要求成吉思汗的子孫們統一，重建國家。這一要求是正當的，因為任何一個民族都不希望長期分裂。可見蒙古人的 “大蒙古一統” 情結比漢人的 “大中華一統” 情結有過之而無不及。

蒙古傳統文化的特色

史載，蒙古人大約於公元七世紀登上歷史舞台。然而，在此很早以前，蒙古人的先民就活躍於蒙古草原。《敕勒歌》說：「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它質樸地描寫了他們對大自然的認識，是遊牧民族文化寫照的一個側影。從地理環境來看，南抵中國長城，東達大興安嶺，北與西伯利亞草原連成一片，向西與廣大中亞草原相通。在這地域極其遼闊的草原上，從匈奴、鮮卑、突厥到契丹、女真諸族，其社會發展都已達到了一定的水平，有的還建立了顯赫一時的帝國。雖然做為統治者的民族成分不同，文化也各異，但這些文化彼此是有一定繼承性的。蒙古文化在相當程度上可以說是在上述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一種多元文化。同時，也可以說遊牧文化發展到蒙古民族也臻於完善和成熟。

中國人認為，他們的農業文明比遊牧文明要先進，而且遊牧民族是落後的；從來很少有人表示懷疑。其實遊牧民族開放式的 “流動性” ，比古代農業民族保守的 “安土重遷” ，有其進步性。遊牧文化植根於廣闊無邊的大草原之中，人們的視野棰其廣闊，加之 “逐水草而居” 的遊牧生產方式，春夏秋冬輾轉於不同的牧場與營地，因而多以流動、變化的角度去觀察自然界，所以人們的思考方式，也就越具有辯証的思維方式。遊牧民族長期同大自然搏鬥，生活於艱苦的環境之中，使得他們具有充分的冒險精神和勇敢進取的民族性格。另一方面，由於遊牧經濟的脆弱性，以及對生活用品的需求，迫切需要與農業民族進行交易，有時甚至以戰爭的方式進行掠奪；所以說遊牧文化還具有一定的開放性。蒙古民族的文化具有鮮明的草原特色，也就是人們常說的遊牧文化。

公元 1206 年大蒙古國建立後，在蒙古人的歷史上，曾發生過兩件大事：其一是西征中亞東歐；其二是南下入侵中國。這兩件事對蒙古民族的傳統文化產生了不可估量的意義。西征和南下，使蒙古人開闊了眼界，廣泛接觸和吸收了東西方各民族的文化，尤其是與突厥民族和中國文化的接觸。如西征中，蒙古軍隊就俘獲了大批中亞工匠，並將他們帶回蒙古，隨著這些人的到來，一些中亞伊斯蘭文明也相繼傳入蒙古地區，使蒙古文化增添了新的內容。又如元朝的建立，使蒙古人與當時高度發展的中國文明產生了密切的關係。其版圖有所謂 “北逾陰山，西極流沙，東盡遼左，南越海表” 。元朝實為遊牧民族文化衝突與融合的結果。一時間出現了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蘭教和薩滿教五教並存的局面，頗有相互影響，兼收各家所長之勢，溝通了東西文化的交流和各民族間的聯繫。蒙古民族遊牧生產方式與中國農業生產方式，這兩種文化的衝突與融合之後，使蒙古民族傳統的文化產生了飛越，顯示出新的更強活力。

蒙古傳統文化的反思

蒙古文化思想史表明，一個封閉的民族是難有出路的。每一種文明都包含它獨有的智慧和知識，多種文明對一個民族的啟迪作用，不是相加，而是相乘。異質文化衝撞的結果，是成倍的增長。公元 1368 年，蒙古統治階級被趕出北京，退居長城以北之後，直至近代，蒙古文化一直在走下坡路，呈衰微勢態；期間，雖有幾次 “振興” ，卻是短暫的。這是由於他們從多元文化退到單一文化的結果。唯一的，至高無上的喇嘛教思想籠罩著蒙古草原意識形態的上空。當年蒙古民族征服歐亞的勇武、驃悍、進取的精神，已被喇嘛教思想所腐蝕。一個叱吒風雲、所向披靡的民族變得昏昏沉沉、麻木不仁。曾經建立世界最強大國家的蒙古民族，就這樣被喇嘛教所俘虜。一方面是一喇嘛寺廟林立，呈現出喇嘛教文化的虛假繁榮景象；另一方面是人口驟減，意志消沉，生產力的發展停滯不前。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是清國統治階級扶持喇嘛教把它定為國策，他們以喇嘛教來駕御蒙古人，是以整個民族為目標的。所謂 “以黃教 (喇嘛教) 柔馴蒙古” ，以 “神異降服其心” ，即是明證。

喇嘛教不僅獲得二百萬蒙古人的信仰，而且社會上產生了一批不事生產的喇嘛，至清國末年，蒙古人口中喇嘛的數量幾乎佔蒙古男人的一半。經過清國二百多年的發展，清國全國人口從乾隆初年的一億多人，到清末的 1900 年增長為四億以上，增加了四倍多。而蒙古人口還不到二百萬，不增反減。喇嘛教以其特殊的社會功能，使蒙古民族最終墜入了萎糜不振的毀滅性深淵。日本學者稱喇嘛教為 “蒙古之癌” ，不無道理。當然我們也應當看到喇嘛教對蒙古社會曾起過積極作用，但比起它為蒙古人所造成的危害，是極為次要的。

蒙古文化從蒙古帝國時期的昌盛，到近代的衰微表明；從吸收多元各民族文化轉向崇尚單一的喇嘛文化，即從開放走向封閉，這是導致上述情況的內在原因。成吉思汗偉大的一面，是他對異族文化的學習、借鑒乃至包容並蓄。正因為如此，蒙古傳統文化才在中世紀世界文化史上顯示出頑強的生命力，並佔有一定的地位。然而，喇嘛教的束縛，使得蒙古民族傳統文化中那種善於吸收與融合外來文化的進取精神被壓抑了，文化的發展失去了活力。草原人民帶著喇嘛教的思想的枷鎖掙扎著，有如中世紀黑暗時期的歐洲。

因此，在對蒙古民族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的反思中，我們主張文化發展的多元化，強調多樣性。

落後的 “大中華一統” 觀念

冷戰結束後，國際上民族問題已成為新的衝突熱點，正在取代意識形態和政治的衝突。二十世紀末的民族衝突和文化衝突，使得民族主義思潮迅速蔓延成為全球性的大問題。蘇聯和東歐共產黨垮台後，原被壓制的民族主義力量釋放出來，促使民族運動的進一步高漲。許多歐亞國家遇到了新的挑戰，民族主義運動改變著當今世界格局，世界正處於更大的分化中。中國現代化也遇到強有力的挑戰。由於受到國際社會的影響，近年來中國週邊所出現的獨立運動，說明了他們與中國統治階級的矛盾越來越尖銳，從而使他們建立獨立的民族國家的訴求更為強烈。同時，也說明了在中共大漢族主義民族壓迫政策下，只會產生分離主義，不會有內聚的向心力。蘇聯共產黨的崩潰，使中亞各共和國的獨立成為現實。一旦中共崩潰，將會為中國週邊民族成立獨立自主的國家提供機會和可能性。

面對中國現代化的道路上所遇到的這種又一次文化衝突，絕大多數的中國人則不以為然。他們認為中國絕對不能容忍分離主義。經過中國統治者多少年 “洗腦” 的結果，使 “中國” 一詞早已成為一個新的 “圖騰” ，中國人心目中的聖物。 “富國強兵” ，以宏揚大漢民族的聲威，與 “列強” 分庭抗禮，進而一統天下，建立全球霸主地位，恢復 “漢唐盛世” ，一洗百年恥辱，才會有中國或大漢民族揚眉吐氣的一日。這種中國歷史上 “成者王，敗者賊” 的心態，在中國人心中根深蒂固。因此，為 “中國” 而犧牲，已成為他們的義務，哪怕中國的背後是不自由、不民主、不正義的；哪怕中國只是少數領導人手中的 “牌” ，也所在不辭。長期以來，在中國統治者仇外式的民族主義教育下，中國當然要 “統一” 第一步台灣；行有餘力，蒙古；再有餘力，中亞、中南半島都一一 “回歸” 。在這種大漢族主義的思想支配下，創造出又一個 “中華民族” 圖騰，為了強化本身政權的合法性，一再鼓吹 “中華民族” 的神話。那麼，被劃入 “中華民族” 之後，就一定要漢族為老大哥，而以漢族馬首是瞻？就得甘願做二等公民，凡事回老大哥作主？納入 “中國” 後，就必須乖乖成為地方政府，接受漢族中央的領導，作漢人的兒皇帝或傀儡？

西方的文明，從 “文藝復興” 採取人道主義，掙脫神學的控制以來，歷經啟蒙時期和自由主義時代，個人主義及理性主義之後取得現代文明的主導地位；伴隨著工業革命所帶來的生產力的解放和經濟發展及政治上民主多元議會憲政主義的施行，人類社會才真正經歷了政治、社會、經濟和文化的革命。所謂現代化，是指的國民主義，憲政法制主義。也就是指西方發展的理性主義、人道主義和法制主義等。然而， “大中華一統” ，走的正是反多元主義，反國民主義的路，強調的是大漢族主義的一統天下。這與多元和民主是格格不入的。多元，是指不同人種、不同文化之相互尊重與合作；民主，簡單講指的是以數人頭的方式，定期以民意為依歸，而依一套議會和公正選舉規則而運作。

可喜的是，海外的民運中也有一些開明人士。如前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研究所所長嚴家其先生所提倡的多元聯合的邦聯式的聯邦，就是對 “大中華一統” 的否定。前一任民陣主席萬潤南先生曾說：「目前，在台灣、香港、西藏、新彊、蒙古等地都已經有分離主義傾向，地方也發生深刻變化的情勢下，分離主義問題將成為中國必須面對的現實。」他並且希望中國能做到分而不亂，和而能平，多而有序。著名作家《河殤》作者蘇曉康強調說：「我們要超越大中國情結，要有前蘇聯各共和國棄帝國如敝屣的精神。」如能有更多的像他們這樣高瞻遠矚的中國人站出來的話， “大中華一統” 的情結，就有希望能解開。

蒙漢衝突何時了？

中國人在中國當局長期的 “大中華一統” 教育下，無法想像內蒙古不是中國自古以來固有領土的一部份，也從來不去思考這個問題到底錯在哪裡。中國人昧於中亞史、民族史，不想理解他們身邊被壓迫民族的歷史發展過程，才接受中國當局的洗腦。蔣介石承襲了清國的 “理藩政策” ，硬把內蒙古、新彊和西藏納入中華民國版圖之內，他的導師孫中山發明了一個 “中華民族” ，將中國週邊地區和民族統統變成 “炎黃子孫” 、 “龍的傳人” 。讓蒙古人、維吾爾人、藏人、滿州人、哈薩克人、塔塔爾人、烏茲別克人等五十多個民族的人民改變祖宗，強迫他們學習漢字、講漢語，還強調漢族的文化是世界最先進的，別人都是落後的，故 “唯我獨尊” 。這是一種智力和智慧的倒退，是對人類文明的破壞。

當前，絕大多數中國人認為：民主可以優先，聯邦制可以討論，但是 “大中華一統” 必須是前提。例如有的中國民運人士說：「如果民主化會導至國家分裂，我寧願投降共產黨。」由此可見，他們的 “大中華一統” 情結勝過民主理念。

在人權意識覺醒的今天，民族自決訴求是被壓迫民族爭取人權的第一訴求，壓制這個訴求就會中斷民主化進程，甚至導致戰爭。所以說，只有民主倒退為專制，企圖以暴力來制止分離時，戰爭才會發生。因為，懷有大中華一統情結者認為：中國的問題只能有一個統一的聲音，而不能容忍不同政見的異端聲音。這與共產黨的 “唯我獨尊” 的思維方式，並無區別。他們為了大一統，發動 “天無二日，國無二主” 的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戰爭的可能性極大。

面對今日中國的蠻橫無理，加上其龐大的人口與軍力，世人不知如何是好。某些在海外的中國人高唱 “大中華一統” 卻又不肯回到那個 “大一統的中國” 去奮鬥；而在 “大一統中國” 的掌權者對拿 “洋護照” 的中國人笑臉相迎，對身邊的人卻大聲叱喝。媚洋心態，昭然若揭。筆者認為，槍桿子出政權的 “大一統中國” ，皇朝仍為一姓、一家、一黨所有，百姓是沒有份的。故 “大中華一統” 遲早要灰飛煙滅，多元聯合才是出路。未來世界仍然是處於地球村和小社區 (民族或國家等) 間的衝突中，大家都努力朝地球村邁進。然而， “小社區” 之所以蜂起，亦不外乎是尋求一個更公道的地球村而已。

200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