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數位台灣 電子報 20090728-1 |
＿＿ 國際訊息 ＿＿
中國“伏擊手”與商業機密／楊海鵬, FT
現在充任“伏擊手”的，是形形色色的法律人，這足以讓那些法律原則的堅守者悲哀莫名。在權力的操控下，司法資源可能為政經勢力掌控，為私人利益服務，我們是否因此變成一個“伏擊者”的社會？我實在很是恐懼。
一、山區“伏擊手”
幾年前，曾經在浙江某山區得知一系列的伏擊案件。那個地方盛產玩具，每到廣交會來臨，總有一些老闆躺倒在醫院裡。原因多是晨昏出行，被一些神祕人伏擊。而對於伏擊者的幕後人，被襲者彷彿心知肚明︰當地老闆有親自到廣交會上展銷搶單的習慣，這陰謀不能交給外人。但你躺在醫院裡，搶到單的只能是同行。
玩具賣的是設計。這些簡易工廠沒有這個實力，有點基礎的老闆託人跑國外的展覽會，為的就是行“拿來主義”。問題是你“拿來”不等於是你的，行業蛋糕就那麼大，大夥兒就這麼一個生產機會，同行間多會搬出十八般武藝偷你的款式，拉你的模具師傅，技術工人。一時間，山溝裡諜影重重，依稀二戰時的達爾貝達。再進一步的發展，大家都生產同樣產品，相互競價，一定賣不出好價錢，這就有了最後一招︰讓你在前往“廣交會”趕集前躺倒在醫院裡。
因為有了固定的需求，這個山區的小社會中產生一個新頭班，俗稱“伏擊手”︰一般三人一組，一人負責辨識被襲對象，“驗明正身”；一人負責劈頭灑石灰蒙住眼；另一人執棒朝後腦勺來那麼一下。幾次三番下來，他們逐漸變得很專業，下手輕重拿捏準確。傷勢按法醫鑑定標準總在“輕傷”與“輕微傷”之間。面對的司法處置，在“治安案件”和“刑事案件”之間，警察的“自由裁量權”因此很大。與此同時，小城裡經司法部門特許，湧出幾十個法醫鑑定機構，只要你出錢，傷勢可以按要求鑑定。
於是，被伏者進入了一個無法控制的無底洞裡。公安抓人要的是證據，證據充分不充分，由他們說了算，還不時因經費不足要求贊助，查案過程中自然少不了吃喝。那些被打的老闆，就算有明確的證據指向，再花錢取得一個“重傷鑑定”也未必有用。關隘重重，每過一個都要通關費。時間一長，不少老闆因此學乖了，僱佣伏擊手，先下手為強，自己先隱身，把同行“伏”了再說。“伏”成了，才能搶到訂單，有了訂單，才能做大 ── “伏擊”活動，由此深度嵌入當地產業鏈。當老闆的，自然也把“伏擊”與“被伏擊”以及僱保鏢的開銷，編入年度固定開支項目預算。
幾年後，“伏擊手”突然煙消雲散。
表面原因，是“伏擊”滲透到到日常生活，令民怨沸騰，領導也忍無可忍︰幹部升遷未成，懷疑同事說壞話，鄰居之間的小摩擦等等這些，也要透過“伏”來解決。同時“伏擊手”之間的競爭，也使“價格體系”破壞，從開始的幾萬，降到普及版的兩千，後來幾百元也有人做。這樣的後果是“三人組”變“一人組”，還經常“伏”錯人。依此情況，類似層層分包產生的“豆腐渣工程”。於是，政府順從民意，抓起治安整頓，老“伏擊手”們，跑的跑，關的關，轉行的轉行。
但問題是，老闆們當真不再需要“伏擊手”了嗎？當然需要。但這時在簡易型的小工廠中，已經脫穎出了行業小巨頭，他們兼併同行，收購國企，成為地方財政衣食所在。地方上政商同盟一舉形成，競爭也從山溝裡簡易工廠的內戰，轉化為各個地方的企業巨頭之間的商戰。巨頭們不再使用民間暴力，“伏擊手”角色的，也有了升級版 ── 由地方政府控制人民財物的司法部門，以及可以決定司法裁判結果的人充任。
二、櫃子裡的“裙子”
“伏擊”的故事一直難以讓我釋懷，覺得它更像是中國製造所面對的錯亂無章競爭環境的原型故事。
自己經歷的很多企業間的訴訟，形形色色，不少可以置入這個故事架構中。
幾個月前，一位老師非常惱怒︰因為他的一個在學博士生也被“伏”了。
案情大體上是這樣︰老師的那位博士生 (不妨叫他 L) ，辭掉某機械類上市公司副總裁職務，到在同省另一城市一家民營機械企業做老總，但因與董事長不和，辭職回鄉自立門戶。兩個企業生產同類產品。未久，那家民營機械企業認為 L 侵犯其商業機密，在北京一間著名的智慧產權司法鑑定機構作出確認後，民企所在地的司法機構將 L 和他幾位同僚逮捕，並被起訴。
而北京鑑定機構的這份智慧產權司法鑑定，成為司法公權力行使的依據。
機械專業我是門外漢。但該鑑定報告五位鑑定人的專業背景讓我感興趣。我揭露過很多科技騙局，這些人也多是所謂發明人的專業背景，比如在核酸保健品騙局中生物教授，經我了解，實際是德育副教授。另一個著名保健品捧出的“產品之父”，美國德州大學的教授，與我通信後，才知道自己的所謂“發明”，已經在中國形成十幾億銷售額的產業。
在這份長達百頁鑑定書中，他們都是機械類的高級職稱。
然而，經我檢索了科學文獻，居然查不出他們中有任何一人有機械類的專業論文發表。料想也許人家是實務專家，未必有寫論文的要求。在擴大搜索範圍後發現，其中一人是煤炭專利代理人，一人研究的是鐵路佈線規劃，一人的專業是光學儀器，另外兩人的專業，與鑑定書上的描述也不符合，總之與機械毫無關係。這份報告的複核人，本是需要機械專業高級職稱的，但其在簽訂機構網站上自述專業卻是化學。
司法鑑定人對於其專業背景的描述，意義在說明他具備鑑定所需要的專業技術能力，使其鑑定報告有足夠影響法庭裁判的威權性。但他們的專業背景描述如此修飾，做為鑑定人秉承的獨立性，中立性和公正性自然令人懷疑。
但鑑定人的說服對象是法庭，一旦他們的意見被法庭接納，就會入人於罪。雖然被告遞交了另一鑑定機構的鑑定來抗辯，說明該“技術機密”是公開的技術，但是否接納則是法院的權力。更何況對於法院來說，也難以釐清地方利益與司法裁判的關係︰此案地方主管有明確傾向性的批示；那家民企是法院所在的縣是最大的投資商。
技術機密案件不公開審理，輿論機構無法旁聽，也無以置喙。該技術是否公開技術，法官自由裁量權因此放大。但問題是，法官個人能否擺脫背後勢力的種種影響，作出令人信服的裁判？答案是很難。即便這個案子，在經過無數周折後，定罪結論被推翻，司法機構也可以把責任推給鑑定機構的誤導。
筆者在法律界浸淫 20 年，對此有著太多的經驗。一個人品和水準都不錯的審判長，正審理一件智慧產權案件，審案期間曾與我坐同一部電梯，彷彿自言自語地說“辦案真難” ── 因為有兩個領導給他下達了完全不同的意見。我開玩笑說︰你可以學陸文斯基小姐，留下條有精液的裙子，說明自己是“不得已”。否則沒有得手的一方，會記恨你，人家權力大你怎吃得消？他苦笑道︰「我櫃子裡可都是這樣的“裙子”。」
三、法律人的新生計
北京那家鑑定機構，因為接受巨額商業賄賂，在另外一個商業機密糾紛中，幫助一方“銷毀塗改證據資料”，三位負責人被捕。可以說，做為司法鑑定人的他們，為了利益，他們成了“伏擊手”。
一個靠公信生存的機構，出了如此嚴重公信問題，司法部門沒有對其作出的鑑定書進行徹查，而僅是“因領導人更換，暫時停業”，個中奧妙，無人能解。該機構經營期間所做的司法鑑定報告，仍在全國各地的法庭上，做為運作司法公權力出入人罪的根據。
現在充任“伏擊手”的，是形形色色的法律人，這足以讓那些法律原則的堅守者悲哀莫名。在權力的操控下，司法資源可能為政經勢力掌控，為私人利益服務，我們是否因此變成一個“伏擊者”的社會？我實在很是恐懼。
(2009/7/27)
副欄／Lim Bun-hoa (林文華)
- 可惡！書讀得多，會說多種語言的人，就比較懂得判斷是非嗎？比較高尚嗎？比較聰明嗎？比較有修養嗎？經濟部長道歉就算了嗎？“讀書人特權”何時能消弭？
- 法院，就法論法、援引判例就夠了，不要再引用“中國古文”來欺負台灣人。我們沒讀中國古書也沒興趣，我們就比較低等嗎？不幸上了法院，讓我們抬不起頭？讓台灣人無發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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