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數位台灣 電子報 20090501-2 |
＿＿ 國際訊息 ＿＿
誰把我們連根拔起／老愚, FT
廣場、景觀大道、工業園區成為主體，騎在大地身上，炫耀著無所不能的力量，其尺度愈大，民宅就愈小。官員富商們的車愈奔馳，民眾們的三輪車愈無藏身之地。民窮國瘦，強的永遠是權商階層。
權力合夥人制度已經建立起來︰用錢分享權力。無資本的民眾淪為新的社會奴隸。
為了迎接建國六十週年，北京市政府決定拓展天安門一條街，據第十二期《鳳凰週刊》報導，此番拆遷將使九條胡同的七百餘戶居民徹底遠離長安街。他們離開後，雙向十車道的構想將成為真實。採用新型路面材料的道路，使長安街路面的抗碾壓能力得到全面提升，那樣的話，在大閱兵中，顯示國威與軍威的重型武器運載車將順暢地通過神州第一街。
長安街最初僅有 3 、 8 公里，當時只有六米的寬度。在大躍進的 1958 年，復興門與建國門全線貫通，十里 (公里) 長街橫空出世。據第十七期《望東方週刊》報導，從 1952 年拆除長安左右門開始，在展現“首都風貌”的思路下，雙塔寺、牌樓等一批古蹟先後被消滅。 1954 年定下長安街 100 米的寬度，在 1958 年變成 120 米，原因是為了向蘇聯老大哥看齊。
「消失的胡同，越來越多的公共建築，不間斷的綜合整治和大修 …… 決定長安街和城市風格樣式的似乎是一雙“看不見的手”。」《鳳凰週刊》的專題報導指出，被官方定位為行政中心的長安街，事實上並未完成自己的使命，該街及其延長線上，最大的卻是商務類建築。最著名的要算東方廣場。「即使是這條街道上的商業建築，也在量體和氣勢上努力擺出一種非民間的體制化的姿態。」所以，「長安街強烈的政治色彩，只是一種想像和感受」，「理論上，長安街已經不存在變成一條集中行政機構的街道的可能性，相較長安街給人留下的強烈政治印象，這才更是展現的政治。」
長安街無疑是展現國家形象的載體，但這種形象與民眾無緣。這是一條政治權力與資本權力扭結在一起並展示力量的長卷，是一條沒有民眾與民間力量的街道。這是一個讓人緊張的去處；衛兵、槍與攝影鏡頭塑造著它的威嚴。正如它的名字所示，執政者有能力達成一條街道的“長安”目標，問題是，在權力之外的僻街陋巷，“長安”二字何時才能得到落實？
國家威儀一點點擠壓民眾，權力力大無比，正是這個國家的事實寫照。或許可以套用昆德拉的話說，權力在此，生活在別處。
北京有一個長安街，各地有無數的小長安街，寬闊、威嚴、雄壯，奢侈得令人生疑，各個行政級別治理下的市鎮乃至村莊，都有自己顯示尊嚴與力量的龐大建築物。權力為自己開道，民眾靠邊站，甚至連靠邊站的資格也沒有。廣場、景觀大道、工業園區成為主體，騎在大地身上，炫耀著無所不能的力量，其尺度愈大，民宅就愈小。官員富商們的車愈奔馳，民眾們的三輪車愈無藏身之地。民窮國瘦，強的永遠是權商階層。
北大教授錢理群先生在《書屋》第三期發表文章稱，消費主義的生活模式和價值觀，毀壞了人的靈性，他認為必須進行其他的選擇，重建生活。消費主義潮流在中國的泛濫，完全是複製美國模式的結果，這種靠不斷擴張滿足人的慾望的模式，在造就權貴階層的同時，留下了無窮的禍害︰對土地的蠶食，將農民連根拔起，使其成為城市流民或貧民。他們傾其一生也未必能過上安定富足的日子，每個人都被迫按照成功模式，焦慮著、墮落著走完自己的一生。
對生活於城市的人們，他們所賴以生存的水、空氣、陽光和安靜，已經不復存在。在發展的主題下，隆起了森林般的混凝土囚籠，人們聚集於某一個特定的區域，無奈地做著生活與環境的奴隸。所謂發展，就是被置換的過程。每日發生的“置換回應”，使國土上最優美的地段成為權貴階層的後花園，山水靈秀之處安放著他們的別墅，城市的黃金地帶有他們的豪宅大院，他們享受著老百姓終其一生也難以想像的大尺度景觀，掌控著龐大資產，揮霍著寶貴的生活資源。已故思想家何家棟先生說過，改革前十年是掠奪生活資源，後十年是瓜分生產資源。在接下來的十年，我以為就是權貴階層抖威風的十年。他們高高在上，奢靡無恥，放縱享樂，塑造著中國的基本社會面貌。
資源枯竭，勞動者難以謀生。 44 個城市被官方確定為資源枯竭城市， 118 個城市面臨資源枯竭。 4 月 15 日出版的《新週刊》，列舉了中國景德鎮、宜興、信宜等稀缺資源枯竭城市的現狀，指出資源枯竭型城市的轉型是一個大問題。這些沒有未來的城市怎麼辦呢？第十七期《望東方週刊》介紹了煤都阜新、銅都大冶等城市的做法。制定產業轉型的計畫容易，生活其間的老百姓想從困境之坑裡爬出來卻非易事。被國家和企業掏乾寶藏後，留給他們的是破碎的荒原。
大眾得面對難以忍受的環境。《新民週刊》第十五期報導，醫學專家鐘南山院士發現，五十歲以上的廣州人，肺都是黑的。當地肺癌患者的數量，在過去三十年間上升了 46.5% 。這是灰霾作祟 ── 經濟最發達的珠三角留給人們的就是這樣的遺產。「大量極細微的乾塵粒均勻地浮游在空中，使水平能見度小於 10 千米的空氣普遍有混濁現象，使遠處光亮物微帶黃、紅色，使黑暗物微帶藍色。」它的本質是“細離子污染”，具備強烈毒性，這種高濃度的大氣污染，可在數天內吞噬許多人的性命。氣象學家吳兌總結出一條規則︰出現灰霾嚴重的年份後，相隔七年就會出現肺癌高峰期。去年一年，廣州的灰霾天氣是 110 天。其實，京津冀地區、長三角地區、四川盆地也毫不遜色。專家說，黃淮海平原灰霾區和長江河谷灰霾區正呈現融合之勢。
還有垃圾。建設部 2006 年的問卷顯示，中國有 600 多座城市被垃圾包圍。北京已經被垃圾包圍，最新出版的《南都週刊》報導，北京最大的垃圾處理場高安屯，讓住在附近的小區居民，終日生活在毒瓦斯中，他們必須戴著防毒面具生活。一場馬拉松式的捍衛生存權 (呼吸權) 的鬥爭看不見一絲曙光。在與垃圾的鬥爭中，這些市民有的成為垃圾問題專家，有的變成了維權專業戶。個體被堅如磐石的體制所矮化。反抗，但成不了氣候。因為留給他們的發言空間已經太小。官府成為既得利益者的庇護與同謀，企業帝國在背後支配了一切。這些層出不窮的維權者，在與官府和企業的博弈中，逐漸明白了一個常識︰兩者是一體的，本應監督企業行為、捍衛公民利益的政府機構，往往就是企業的合夥人。權力絕對私有制的變種 ── 權力合夥人制度已經建立起來︰用錢分享權力。無資本的民眾淪為新的社會奴隸。
《南都週刊》曾經有中國式平民富翁的專題，如果說，以前還有奇蹟，如今，平民致富的缺口已經被徹底封死。一種新種姓制在中國成形，窮人的後代只能是窮人。社會階層間的流動已經凝滯，延續科舉制度精神的高考，已經成為權力的性奴。平民的後代即使能考上大學，畢業後也找不到工作，更不用說升遷到顯貴階層。第十五期《南方人物週刊》所做的 2009 年大學生就業問卷顯示，通向未來的大門已經很窄。編者稱，「在這權力和人情社會，越是“苦讀”的平民家庭出身的孩子，機會可能越少。許多靠近權力的機關和國有壟斷行業裡，越來越沒有平民和貧苦人家孩子的緣份。父輩的權力和“人脈”，會以某種模式“世襲”。」權力的近親繁殖，生出“亂倫式”的社會圖譜；自己人互相搞，肥水不流外人田。可以打破的只有兩條途經，一個是性，一個是賭博。
有優越感的知識分子卻把矛頭對準了同類，右派後代章詒和的誅心之文《誰把聶紺弩送進了監獄》以及續文《臥底》，在知識界激起巨大回響。“告密”這個主題激發了人們心底最隱祕的創傷。有反對章詒和的人指出，她的父親章伯鈞就是一個告密者 (見《新民週刊》李景端文) 。而對馮亦代這樣在晚年坦白自己告密歷史的人，應該表示敬佩。學者李輝覺得，現在還不能斷定黃苗子就是告密者，必須“讓完整檔案說出真相”。他以自己整理劇作家杜高檔案為例指出︰早在 1950 年代就有了檢討和告密的傳統了， 1955 年胡風事件後，告密就成了“必需”。「大家進入了不斷的檢舉、揭發的惡性循環之中。」如果追溯源頭，或許可以說是共產黨的延安整風運動奠定了告密的制度基礎。
學者徐晉如譴責章詒和打穿了人心的“後壁”，會「使得現在已經不再相信知識和美德的普羅大眾，更加心安理得地墮落。」他認為聶有對整個民族苦難的清醒認識，所以才不追究告密者的責任。細查起來，知識界恐怕沒有幾個人是乾淨的，但問題在於，每個人都可以輕易怪罪於那個制度，從而找到拒絕告解的藉口。
其實，在專制制度下，每個人都是告密者，重要的是劃清罪與非罪的界限。旅美作家林達刊登在 4 月 16 日《南方週末》的文章，可謂言之有理。
我想說，在馮亦代這樣的告密者面前，揭發者並無多少道德優勢可言，作者無非想區別高貴與卑微，卻不料露出自己沒落貴族的小尾巴。在苦難面前滋生的“分別心”是不合適的。民眾難道應該比“高貴的受難者”多受一些罪嗎？
沒有告密者，聶照樣難逃一劫。同期《書屋》雜誌所刊登的已故思想家李慎之先生的檢討足以證明︰一個內心不屈服的人是無法見容於那個時代的。自保意識使幾乎每個人都成為當局的同謀，統治者能輕易找出叛逆者並施以懲罰。
在 1957 年反右運動中，李慎之先生很難過關，被迫寫了兩萬字檢討，在大會上“聲淚俱下，泣不成聲”地檢討後，才得到“黨”和“人民”的饒恕，避免了滅頂之災。請看他一段發自肺腑的話語吧︰「我在這裡感謝一切在會上批判我的同志，揭發我的同志，和全體參加對我的鬥爭的同志。」「我願意從現在開始，從頭改造自己，脫胎換骨，革面洗心，重新做人。」 (李慎之先生的兒子勇敢地發表了此檢討書，我們應該對他表示敬意。)
相較之下，我們的知識分子是多麼缺乏自我審判的意識。天生的道德優越感，讓有些人沈溺於對他人的審判狂歡中而難以自審。
自審者自明，自明者才能度人。
(2009/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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