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數位台灣 電子報 20090105-2 |
＿＿ 國際訊息 ＿＿
“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面臨嚴峻挑戰／Alan Wheatley 專欄, REUTERS
除非進行全面的政治體制改革，否則中國一直以犧牲消費為代價，強調投資的城市型、國家驅動的經濟，將面臨怎樣重新平衡的“嚴峻挑戰”。未來的五年是關鍵時期，將決定中國能成為另一個東亞奇跡，還是另一個拉美式的願景破滅和持續動盪的惡性循環。
【路透北京 1 月 5 日電】中國高樓林立的現代化大都市令海外資本家贊嘆不已，而自給自足的經濟體制下農村依然貧困，企業生存維艱，文盲人口也在激增。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黃亞生教授針對中國改革開放 30 年歷程的分析一針見血，批駁了那些相信中國崛起不可撼動，而此次經濟下滑只不過是暫時現象的論調。
黃亞生在《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一書中表示，除非進行全面的政治體制改革，否則中國一直以犧牲消費為代價，強調投資的城市型、國家驅動的經濟，將面臨怎樣重新平衡的“嚴峻挑戰”。
「未來的五年是關鍵時期，將決定中國能成為另一個東亞奇跡，還是另一個拉美式的願景破滅和持續動盪的惡性循環。」黃亞生寫道。
黃亞生並認為，中國真正的經濟奇跡出現在上世紀 80 年代，是因當時農村鄉鎮企業的崛起，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的農民那時終於確信，經商不再會坐牢。
前國家主席江澤民和前總理朱熔基並不像他們的前任一樣，有管理農業大省的經驗。他們上任後開始改變 80 年代推行的一些有成果的農村政策試辦，包括寬鬆信貸等。
黃亞生寫道，這種政策上的轉變導致自上世紀 90 年代初起，中國家庭收入成長落後於國內生產總值 (GDP) 的成長。
隨著 GDP 成長的成果大都流向了資本，尤其是國有大型企業， 2005 年勞動力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佔比跌至相當於 GDP 的 48% ，低於 1990 年的 53% ，為世界比例最低國家之一。
中國居民從 GDP 成長中的收益越來越少，阻礙到個人消費，迫使政府大規模增加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彌補經濟成長動力不足的缺口。
他並寫道， 90 年代成長模式的核心機制就是透過對農村施加重稅，來資助城市發展。
新一代主導層的轉變
渣打銀行中國研究部主管王志浩表示，黃亞生忽視了 90 年代政策取得的一些成就，比如對龐大的國有企業進行改造以及推出銀行業改革。
但他亦稱，黃亞生對中國改革時期的剖析是重要和連貫的，但也令人沮喪。
王志浩在給客戶的一份報告中稱，「也許這個研究的最大貢獻就是對一系列政策提出綜合的評論，其中的許多政策仍在被誤用，同時他並指出中國經濟成長的真正來源。」
黃亞生搜集了大量數據以支持其論斷，與實行企業資本主義的上世紀 80 年代相比， 90 年代中國普通居民的福利未能跟上國家資本主義推動下 GDP 的 成長步伐。
例如，醫院病床的使用率在 1988 年尖峰時為 84.5% 。而 90 年代則有所下降，因醫療保健費用愈發昂貴，在 2002 年，病床使用率曾觸及 57.4% 的低位。無論是否巧合，這亦是江澤民在任的最後一年。到 2005 年，病床使用率則反彈至 62.9% 。
「與其他許多領域一樣，醫療改善狀況與胡錦濤和溫家寶成為新一代國家領導集體是一致的。」黃亞生表示。
他認為，中國開始修復其社會安全網路及轉變忽視農村的態度，這應歸功於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及總理溫家寶。
自胡錦濤於 2002 年就任國家主席以來，扣除物價上漲因素的農村年收入成長已恢復至 5.5% ，而此前 1989-2001 年僅為 3.8% 。而 1978-1988 年，農民實際年收入成長率為驚人的 12.2% 。
黃亞生認為，更廣泛來看， 2007 年 10 月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以來建立的政策平台是 20 年來最自由，也是最進步的。
但他認為不好的一面是，中國政府是透過修正政策目標取得了成果，而沒有改變 90 年代的行政政策方法。
黃亞生稱中國現在仍為“制高點”經濟，即政府享受至高權利，儘管現在市場經濟改革已進入第四個十年，國內私有經濟所佔比重仍極其微小。
黃亞生寫道，「中國經濟今天的許多特有問題，比如大規模污染、腐敗、低效的資本配置、強佔土地等，不透過較大的機構改革是無法解決的，特別是要改革中國的政治治理。」
黃亞生總結稱，「目前為止，政策令人鼓舞。問題在於當前領導人能否真正以行踐言 ── 透過政治改革賦權於民。」
(20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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